关系性权力与亚太海洋安全合作“东盟中心地位”构建

东盟中心地位实质上是弱国掌握强关系性权力,进而“反领导”强国的区域态势。关系性权力是指行为体互动过程中掌控与管理关系资源的能力,关系越强,则关系性权力越强。一般认为,关系强弱是按物质实力决定的,但弱关系(主体)未必有弱(关系性)权力。东盟利用其构建的区域关系网络掌控了强关系性权力,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中心性和主导性作用。亚太海洋安全合作实践是东盟利用其关系性权力优势构建中心地位的典型案例。通过制度设计、限制策略、互惠策略和规范建设四种实践路径,东盟实现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海洋安全合作架构的建立与运行。这一合作模式突破了霸权对区域的支配,实现了小国主导的区域海洋安全合作关系。但由于外部干涉和东盟自身的弱点,“东盟中心”区域架构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脆弱性。     

海洋巨灾保险制度初探

海洋巨灾风险具有区域性、相关性和高损害性等特点,是制约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海洋巨灾保险作为运用市场机制分散海洋巨灾风险的金融工具,具有基本保障性、经济政策性和准公共产品属性等特点。对于我国而言,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是促进海洋产业健康发展、保障海洋巨灾受害者财产权益、矫正海洋巨灾保险市场失灵、转变政府海洋巨灾风险管理职能的必要选择。从现代保险理论发展、保险技术进步、域外实践经验和国内制度铺垫来看,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现已具备一定的可行性。为加快海洋强国建设,我国应当尽快制定海洋巨灾保险相关立法、完善海洋巨灾保险政策体系以及建立多层次海洋巨灾风险分担机制。     

加快转换农业发展动力

浙江省委副秘书长农、办主任章文彪敢于攻坚勇于破题2015年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之年。改革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系统性风险凸显,攻坚和破题压力叠加。我们既要依法推进又要突破藩篱,努力做到"五个坚持",确保农村改革工作扎实有效。坚持强化调研增内力。各级农办要发挥好"决策参谋部"作用,把调查研究作为工作的谋事之基、干事之需和成事之道,一以贯之到整个"三农"工作始末。2015年将是整个     

百年酱料世家李锦记第四代成员李惠民 保护海洋资源 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自1888年李锦记在珠海南水发明蚝油以来,创业逾127周年。李惠民,现任李锦记董事,第十一届广东省政协委员,2014年提出《关于促进广东省百年老店保护与发展的提案》获各界广泛关注,2015年"两会"期间,李惠民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广东省海洋资源保护的提案》。李锦记情系海洋,响应广东"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号召以"生蚝"发明蚝油的李锦记,对海洋有一份特别的感情。李惠民一直关注广东省的政策方向,对广东省为把握国家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机遇而提出的"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战略目标予以支持。李惠民认为建设海洋这个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任务分解表的通知

国办函[2014]121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任务分解表》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及本地区、本部门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持久和最重要的"他者"。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亚洲首次出现两强格局。在政治和知识精英主导下,日本分别建构了中国的"安全关切"、"安全威胁"和"敌人"意象,并通过"去中国化"和"污名化"中国,完成了自身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进而将其战略化为重要的国际博弈工具。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及其战略化,是日本对自身身份与道路的自主选择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号化的国际政治斗争话语。随着中日海上力量的共同崛起及其战略的"海洋转向",中日海洋竞争将会加剧,也预示着中日海洋战略将会相互观照和塑造。     

大学是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源泉

大学是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源泉。大学不仅可以支持并推动知识进步,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新发明和创新。由于大学长期关注基础性研究,因而比其他机构更容易开展创新活动。大学通过创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推动经济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易于创新的研究环境必须具有必要的内外部条件。内部条件主要有三个:一是要选对人;二是要时刻处于技术的前沿;三是要寻找那种跨越性的技术。外部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大学与业界应互相尊重、相辅相成,形成双赢局面;二是创新的转化需要为技术突破提供肥沃的土壤和精心的照料。     

以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助推现代海洋城市建设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2023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省委书记易炼红在2023年“新年第一会”上明确提出,“要实现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大突破”,“把浙江打造成为贸易投资最便利、政府服务最高效、干部作为最担当、     

全球海洋治理的软法之治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随着全球海洋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日趋严峻,现行以国际硬法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而海洋事务的重要性、复杂性与敏感性,使得无论是修改现行的硬法抑或是出台新的硬法都难以一蹴而就。国际软法凭借更强的可塑性和灵活性等优势,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尽管如此,由于国际软法缺乏强制约束力,其在实践中存在权威性不足、加深集体行动困境以及加剧现有治理体系碎片化等局限。为充分发挥国际软法的积极作用,国际社会应不断探寻优化路径,包括努力提升国际软法制定的正当性、合理设定国际软法遵守的奖惩制度以及积极推进国际软法与硬法的衔接适用。作为正在迈向建设海洋强国征程的新兴大国,中国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软法的制定,积极利用与搭建助推国际软法发展的话语平台,科学选择国际软法介入的治理领域,为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加强与东盟国家海洋安全合作的进展、动因及前景

从安倍晋三二度当选首相到菅义伟执政的近十年间,日本将加强海洋安全合作作为深化同东盟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内容,并通过采取分门别类的方式和积极主动的举措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这既反映了它谋取地区海洋利益实现海洋国家目标的内在战略需求,也是遏制中国崛起及其日益增强的海洋影响力这一"外部因素"驱动的结果,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印太战略设想进一步提升了东盟国家战略地位这一地缘层面的考量。由于受到自身"大国平衡战略"的制约、"选边站位困境"及中国新安全观的影响,东盟国家在实践中并没有对日本的相关举措表现出一味迎合的态度,这也使得未来双方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进程必定不会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