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海洋强国战略”与对华海洋合作

印尼总统佐科将海洋作为未来国家经济、外交和防务发展的根基,但在实践中面临民族主义、周边海洋争端、施政效率低下与资金短缺的挑战。中国和印尼海洋合作成果显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的提出为两国海洋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双方需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妥善处理海洋权利主张分歧、印尼民族主义负面影响以及来自其他大国的竞争等挑战。     

印度“东进政策”的发展演变、区域影响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提出“东向政策”,旨在搭乘东南亚区域经济发展的快车,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以此摆脱经济和外交困境。莫迪政府上台后,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进政策”,旨在围绕海洋安全和互联互通议题,扩大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海洋影响力,实现“有声有色”的“印度梦”,这是印度海洋战略的域外延伸,并标志着“东向政策”从低位政治领域向着高位政治领域的迈进。“东进政策”以拓展印度的战略空间和实现印度大国梦为目标,以制定海洋安全战略及拓展海洋安全合作为手段,积极拓展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蓬勃上升的发展态势。东盟历来奉行“大国平衡”战略,随着域外势力介入,其在遵循“平衡战略”的同时,也提升了印度在其伙伴名单中的亲疏层级。对中国而言亟须采取加强与东盟经贸关系的措施,发挥经济的“压舱石”作用,积极推动南海问题的对话与妥善解决,增强中印共识与战略互信,改善中美关系等,以应对印度“东进政策”产生的影响。     

新世纪印日关系迅猛发展的原因剖析

地缘环境、大国关系和经济需求是新世纪前影响印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新世纪印日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政治、海洋安全和大国关系四个方面。除了经济发展模式的互补性外,新世纪两国之间有了新的经济价值和吸引力。共同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和共同的西方民主价值观是两国靠近的政治动因,但其影响力在印日之间存在根本差别。在海上能源安全和航道方面两国需要相互借重,但有三点需要中国特别注意。美国是印日关系的密切的推动者,但其对印日的影响力是不同的。中国在客观上是印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从内外两个层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阈下航行自由制度的演进

航行自由从国际习惯法发展为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古罗马时期海洋自由思想萌芽初起,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则为海洋自由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孕育的摇篮。随着海上贸易的增加,各国对海洋权利的诉求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海上航行,于是航行自由权逐渐成为各国海上权利争夺的焦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诞生,为航行自由权的行使提供了制度基础和规范指引,但是仍然无法止歇关于航行自由的争议。在当今"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探讨海洋航行自由的历史经纬和发展趋势对于航行自由制度的维护尤为重要。     

新形势下海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发展探析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海洋事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突出强调了海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作用。推动海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发展,必须要在对国家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和海洋事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牢固树立“大局意识”、“人本意识”、“创新意识”,进一步创新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优化培训队伍,才能为全面推进海洋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思想政治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策略优化研究

海洋污染合作治理作为公共政策本质上是要解决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东亚海域污染情况复杂,合作治理难度大,尽管目前已有东亚海洋协作体、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等合作机制,但成效甚微。"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回应了多极化时代背景下全球海洋污染治理格局变化,聚合了海洋污染治理的全球共识,为解析和指导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深描东亚海域污染各治理主体在合作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揭示其行动逻辑及作用机制,深刻分析存在的问题,阐释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博弈产生的动因,通过经典博弈模型描述中日、日韩、不同发展程度国家间及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博弈过程,能够解释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效果欠佳的症结所在,进而需要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全面优化各治理主体行动策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完善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机制提供中国方案。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亚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东亚海洋安全合作指明了方向.目前领土与海洋权益等问题阻碍着东亚区域海洋传统安全合作,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介入和域内国家海洋能力的差异等因素也影响着东亚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为此需要引入信任机制.信任是国家间达成合作的基础,长期的利益互惠有助于信任的构建与维系.东亚区域发达的海洋贸易合作、对航道运输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多领域的非传统海洋安全合作为其构建信任机制提供了可能.可以从利益、制度与情感层面入手,构建起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框架,深化海洋安全合作,从而维护东亚海洋的和平与稳定.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治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海洋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而海洋法治建设则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通过海洋立法、修订已有涉海法律、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法律与规则的制定、坚决捍卫国际海洋法治等举措,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海洋法治体系,切实提高海洋治理能力,从而为全球海洋秩序变革做出自身贡献。     

试析东盟主要成员国的海洋战略

东盟成员国除老挝外都与海洋相邻,本文拟分析东盟主要成员国的海洋战略,包括目标、目的和谋略三个方面。     

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

宋元时期和明末清初,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但分别被明清政府所扼杀。东南沿海商民的海外开拓,在极端专制的明清政府看来,是游离于朝廷控制的不安定因素,必须予以打击。郑和则是实施明初海外政策的执行者,其结果是中国背向海洋,毁灭了宋元时期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遇。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崛起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机遇。但满清入主中原后,建立同样的极端专制统治,基本上继承明代的内外政策,葬送了明末清初中国海洋发展的第二次机遇。在明清数百年东南沿海商民面向海洋和朝廷背向海洋的抗争中,强大的中央政权都是最后的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