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江苏自贸区南京片区的人才根基

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强调,自贸试验区作为更高层次的开放试验平台,要主动扛起职责使命,率先在变局中闯出一条新路,育新机、开新局、探新路、作示范。人才是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关键因素,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必不可少的生力军。在落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深化自贸区南京片区人才建设,造就一批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对构筑南京人才发展高地、形成南京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的法治政府建设

法治政府建设是营商环境中的核心要素。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对标国内外一流营商环境标准,构建特色、量化、公开的考核评价指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法治政府职责所在。在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两周年之际、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启动之时,必须让法治政府全方位、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成为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加速器,从而更好助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产品差异化与集聚经济的自组织机制

在经典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框架下,很难解释区域的聚集。生产产品的规模报酬递增假设改变了这一现状,中间产品差异化和终端产品差异化组成了产业集聚的自组织过程,这种自组织过程主要源于由产品差异化所引起的技术和金钱的外部性、多样化的产品的偏好和劳动力的锁定效应。主要结论为:收益递增是产业集群形成的根本动因,外部性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因素,市场需求影响产业集群的规模,产业集群又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劳动力)集聚。因此,政府要鼓励区域内和区域外向区域内的人口流动,为满足多样化需求的时代要求,集聚区要加强创新意识的培养。     

涉走私洗钱犯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走私犯罪系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之一,走私犯罪所得的合理界定不仅涉及走私违法所得没收的范围,而且关系着洗钱罪的定罪与量刑。结合走私犯罪的法定犯性质、经营型犯罪特性以及违法所得认定的一般理念,应以走私犯罪获取的非法利润数额认定其违法所得数额。虽然《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洗钱罪"明知"的表述,但这并不改变洗钱罪的主观要件,行为人仍然应当具有"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及性质的主观故意,且应当将"明知"作为该罪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在限制入罪方面发挥作用。在自洗钱入罪的背景下,应以走私犯罪所得产生的时间节点界分走私罪与洗钱罪,购销走私货物不构成洗钱罪,对走私行为人自洗钱的行为应当以走私罪与洗钱罪并罚。     

结合成人教育特点,开展自导式学习——论公安文书教学改革的新趋势

本文结合当前社会形势的发展对成人教育的要求,提出了公安文书教学改革的新思路,主要从改革的方向、观念的转变以及改革的具体实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特朗普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特朗普执政以来持续打造以美国为轴心的双边和小区域自贸区网络,力求使之成为凌驾于世贸组织、覆盖面广泛的双层次自贸区,构建以"美国优先"为绝对原则、权利和义务更加"对等"的全球贸易新秩序,彻底区别于世贸组织发展中成员得以享受较轻义务水平的制度设计,再平衡国际经济体系利益分配格局。受特朗普自贸协定战略的影响,世贸组织很难继续维持其全球贸易秩序的中心位置,全球贸易冲突风险持续攀升,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割裂趋势明显加剧,进一步扩大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作为特朗普自贸协定战略的重点针对目标,中国的未来发展也会遭遇一定阻力。在面临更大的制度改革压力的同时,中国贸易、投资、高科技发展的空间所受影响可能进一步凸显。     

论思辨辩证法的称谓、对象、动力和开端问题

按照黑格尔自身的逻辑,思辩辩证法是比辩证法更合理的称谓,称谓的改变意味着对黑格尔哲学精神理解的改变。思辨辩证法认为哲学的对象和宗教的对象是同一个对象,即绝对精神的自身演化和自我实现的运动,这种运动以精神的自我相关和自我否定的本性为动力,因而它的开端和终点都是一种中介化了的自我圆圈。     

政府推动与自组织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政府推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外在动力,自组织培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而政府推动与农村自组织化之间又隐含着张力。这种张力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提升基层政府能力的需要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的现实之间、政府推动与农村自组织化之间以及农村自组织化的要求与自组织行政化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改革乡村治理结构、增强基层政府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农村自治组织,以及积极推动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是走出上述困境的理性选择。     

事实不证自明-突破医疗损害诉讼证明困境的另一视角

事实不证自明是英美法系用于证明侵权方存在主观过错的证明规则。它的主要作用在于为案件规避诉答排除规则的便利,同时减轻了当事人的证明负担。在医疗纠纷的证明过程中,事实不证自明通过转换证明对象的方法减轻了证明难度,并对因果关系和侵害行为的证明产生间接的影响。我国法律在借鉴这一原则时,应当将其效力界定为一种可以反驳的推定,并适当放宽其适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