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健康政绩观的理性路径

能分辨政绩观的正确以否 ,懂得应按正确的政绩观来执政 ,是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的理性素质。错误的政绩打造行为 ,与其说是“政绩观不正确”使然 ,倒不如说是“政绩观不健康”所致。塑造健康的政绩观 ,防止政绩观教育在一些地方演变成“政治秀” ,必须理性分析不健康政绩观产生的原因 ,从培养干部的“消极政绩观”为入手 ,以构建能保证“伦理底线”被坚守的制度为切入点     

行政首长必须出庭应诉——福泉市人大常委会出台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决议

2006年前，福泉市人民法院每年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基本上都是委托律师等代理人出庭应诉，行政首长（行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出庭率为0。如何解决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存在的怕应诉、怕当被告、怕败诉影响威信等问题，促进行政机关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保证审判机关依法行使审判职权，是本级人大常委会关注的工作重点。     

中国产品被反倾销给企业带来的启示

从中国产品的被反倾销案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争得市场经济地位是冲出国外反倾销围困的重大突破口;企业应诉与否反倾销调查裁定结果廻异;积极进行交涉也是企业胜诉所必不可少的措施。     

浅谈可诉土地行政行为

可诉土地行政行为是指在土地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土地行政争议,直接涉及公民、法人的权利与义务,依法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它分为积极作为的可诉土地行政行为和消极不作为的可诉土地行政行为.要避免和减少土地行政诉讼,必须针对其产生的原因采取以下措施其一,加强土地执法人员土地法制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土地执法水平;其二,进一步完善土地立法;其三,努力强化全民土地法制意识,建立和健全土地执法监督机制.     

安全工作要防止的“四个偏向”

一是要防止重亡羊补牢轻积极预防的偏向。消极预防就是在出现问题后才恍然大悟．采取补救措施．亡羊补牢，或抓一阵，松一阵．上级强调时，重视抓一抓，时间长了、任务重了、工作忙了，抓安全就放松了，导致事故问题又卷土重来：或采取消极的措施做法预防安全事故，比如发生了车辆事故，就全部队停止出车整顿．该派的车辆也不派。这样在短时间内是减少了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但于长远不利。     

见义勇为法律规制的经济分析

多年来，有关见义勇为的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如何提倡和保障见义勇为的正义之举，保护见义勇为的英雄，去除和制裁见死不救的社会消极现象，法学界开始试图从法律上来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社会上公众对见义勇为立法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地方已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法规来对见义勇为进行法律规制。     

从积极到消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

我国刑事诉讼实行以务必发现事实真相为基本主张的实质(客观)真实发现主义,近年来此一主义受到挑战。本文比较了实质真实发现主义与形式真实发现主义、积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与消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的差异,分析了实质真实发现主义与诉讼类型、诉讼模式的关系,指出实质真实发现主义是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的构成要素,它与职权主义有着共同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作者反对在刑事诉讼中弃置实质真实发现主义,同时主张将我国实际实行的积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转移为消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将审判活动的重心转移到防止给无辜者定罪上来。     

影响企业党员作用发挥的几个突出问题

一是少数党员思想困惑，理想信念动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深层次矛盾加剧，使有些党员难以适应，对前途、命运感到迷茫、困惑；有些党员由于看到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对党产生了信任危机；有的党员在改制中下岗、失业，对组织产生了抵触情绪。     

腐败的文化透视与廉政文化建设

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既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发挥廉政文化的作用.廉政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社会文化和大众文化,必须面向全社会,强化社会效应;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是与腐败文化的动态博弈过程,必须把批判和抵制腐败文化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是针对腐败文化的消极效应健全相应的机制,通过机制创新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的持久深入开展.     

寻求“有限”与“有为”的平衡——20世纪西方宪政发展趋势

在20世纪以前,强调政府权力"有限"一直是西方宪政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主旋律.经过世世代代的经验积累和理性思考,人们终于在近代初期摸索出一套以分权制衡为主体构架的限权机制,权力滥用与腐败的潜能受到有效遏制.与此同时,政府"有限"论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和政策选择也被推到了顶峰,政府"有为"的作用和意义被严重忽视,结果导致诸多负面效应.于是,从20世纪起,西方各宪政国家纷纷摒弃了片面强调"有限政府"的"消极宪政"模式,转向努力寻求"有限"与"有为"平衡的"积极宪政".这种发展趋势至今势头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