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政治研究范式的检视与重塑——以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为视点

司法政治是以司法的政治维度及其运转逻辑为考察对象的跨学科研究,研究范式在司法政治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以国内学界在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检视,可以看出国内司法政治研究的范式大体分化出“泛意识形态”的嵌入型范式、“去意识形态”的自治型范式、“辩证关系”的互动型范式三种主要类型。整体上看,国内司法政治研究范式意识自发而不甚自觉、范式分化不足且精细化不够。梳理当代中国政法理论发展与政法实践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国内既有范式之间呈现出一种演变转换态势：嵌入型范式因时过境迁而日渐式微,自治型范式虽可圈可点但矫枉过正,互动型范式稍显粗泛但日趋主流。面向当代中国、植根政法实践、借鉴域外经验,交互型范式是一种更富前景也更为妥当的优化方案。     

检察侦查权的制度逻辑与时代走向

检察侦查权与检察机关在历史上相伴相生,我国的检察机关享有侦查权早于其获得“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二者并不存在先天关联性。在宪制体系中,检察侦查权是侦查权配置的总体逻辑和检察机关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交融建构下的产物。受到宪法实施过程中“法律监督机关”之功能定位的影响,检察侦查权逐渐由“追诉型”侦查权演变为“监督型”侦查权,这种转型对维护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保障检察权的统一行使和有效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监督型”侦查为目标导向,检察机关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机关”的本位对检察侦查权进行体系化建构,在此基础上重组独立的侦查部门和侦查队伍。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时代背景下,还须探索检察机关在检察侦查活动中监督监察机关的路径。     

百年变局下涉外法治中“涉外”的法理解读

“涉外”通常指“具有外国因素的现象或行为”,过去主要指涉及外国因素的民商事活动且重点指“引进来”,即外国民商事主体在华投资或进行其他民商事活动等。涉外法治中的“涉外”不仅指上述含义,还包括“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或公民在他国或地区进行民商事活动所涉及的国外因素;此外,在民商事活动外,它还涉及有关公法活动如参与国际规则谈判及反恐、反腐败中的合作以及为相关国家提供法律服务等内容,即一般意义上的对外关系法之内容。涉外法治概念的提出及其“涉外”含义的扩充主要是应对百年变局下某些霸权国家过度扩张其国内法的域外效力、滥用“长臂管辖”以及采取单边制裁等而进行的法治斗争,后者对他国主权带来伤害,对国际法治造成阻碍和扭曲。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以“涉外法治”这一嫁接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桥梁,既能维护本国国家、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又能匡扶国际正义,为国际法治的推进和完善做出积极贡献。因此,准确解读“涉外法治”中“涉外”意义十分重大。     

流量造假犯罪刑法规制核心问题研究

流量造假犯罪整体呈现出上、中、下游相结合的样态。就上、中游犯罪,可分为技术支持和信息支持两类。针对前者,若提供的支持并非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数据,优先考虑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针对后者,若通过网络爬虫获取具有公开性的个人信息后提供,入罪不仅需恪守相应技术原理,且需立足于数据维度实现刑法与前置法的协调。就下游犯罪中的抬高身价型造假和诱导消费型造假,宜分别以非法经营罪和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就相应牵连犯的认定和处罚,宜以牵连关系的判断为核心,先从纵向、横向和纵横结合层面初步判断,然后结合前后行为的行为举止及法益侵害样态进一步判断。若成立牵连犯,再结合刑事政策与罪刑互动解释规则确定是否以重罪从重处断。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视域下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动力逻辑和推进策略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具有进行自我革命的本质要求,内在具有进行自我革命的价值牵引力、使命驱动力、思想助推力、文化传承力、制度支撑力,构筑了坚持自我革命的动力因素。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征程上,党面临来自党内外的风险阻力,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激活坚持自我革命的各动力因素,多位协同发力,把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我国老年友好型城市研究的发展演进与研究重心——基于COOC、CiteSpace、VosViewer的知识图谱分析

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是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把握我国老年友好型城市研究的发展演进和研究重心,可为未来研究深化筑基。本研究组合应用COOC、CiteSpace、VosViewer可视化分析工具,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1992—2022年的597篇CSSCI和核心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从发展演进上来看,老年友好型城市的研究可分为初步探索阶段（1992—1998年）、多元发展阶段（1999—2008年）和全面丰富阶段（2009年以来）;从研究主题上来看,老年友好型城市的研究重心更加倾向于服务友好和空间友好维度,整体上呈现出“服务友好>空间友好>参与友好>氛围友好”的研究倾向。     

从“问题迭代”到“协同演进”:毗邻党建的逻辑转换及其治理网络建构

基于长三角地区毗邻党建实践的历时性观察来看,跨界治理中的毗邻党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根据跨界治理问题阶段性的差异,可以将其分为作为初阶问题的“专项问题”和作为高阶问题的“综合问题”。目前,毗邻党建已经从1.0版升级为2.0版,在迈向2.0版的过程中,其运行逻辑从聚焦跨界“专项问题”治理转换为聚焦跨界“综合问题”治理。为了克服跨界治理边界效应带来的协同难题,毗邻党建通过“以党领政”“党领共治”等方式建构“党政协同”“多元协同”两种典型的“政党引领型治理网络”。与逻辑转换相对应,在面向跨界“专项问题”治理时,毗邻党建1.0版着力打造“党政协同”治理网络,并通过“战略借势式协同”“双线工作式协同”“小组统筹式协同”“组织联合式协同”“项目助推式协同”“问题会商式协同”“数字赋能式协同”等机制推动“党政协同”治理网络的有效运行;在面向跨界“综合问题”治理时,毗邻党建2.0版着力打造“多元协同”治理网络,并通过“战略借势式协同”“小组统筹式协同”“组织联合式协同”“项目助推式协同”“数字赋能式协同”“资源整合式协同”“产业协调式协同”“文化连接式协同”等机制推动“多元...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一个实践类型的分析框架

以滕尼斯为代表的共同体理论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但治理共同体不同于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强调社区内外主体的联系和互动,不是共同体的翻版和再版,也不是“治理”和“共同体”的简单叠加,其追求的是一种更深入更广泛的有机团结。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把复杂的社会事实抽象成可以研究的实践类型。在不同层面上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分为压力型治理共同体、工具型治理共同体、生活型治理共同体和价值型治理共同体四种类型,其分别依靠命令、利益、情感和责任驱动,以驱动力不同作为分类标准。每种类型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情境、涉及主体、问题指向、典型样态都不一样,因此,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机制也需要分层分类处理,并辅以适当的风险防控措施。     

民办本科高校“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路径

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本科高校需要顺应社会发展形势,了解发展需求,建设兼具理论专业知识与实践指导能力的“双师双能型”教师团队,保障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实现。为此,文章首先阐述了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民办本科高校“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在认知、渠道、机制、资金四个方面面临的现实困境,并针对性提出了认知深化、渠道拓展、机制完善、资金扶持四项“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实现措施,旨在通过团队建设路径的科学探索,推动民办本科高校的定位转型,将其打造成为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应用型高校,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需求与路径选择

新时代新征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应对国际经贸规则高标准新趋势,需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未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可考虑按照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主体,以优化区域开放空间格局、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思路展开和实施。具体路径包括：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等制度型开放;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优化区域开放空间格局;推动高水平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