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股票类受贿犯罪疑难问题探析

一、基本案情被告人李某,原任某市发改委某处处长。2013年至2016年间,李某利用职务便利,为甲公司在申请政府扶持资金中提供帮助,甲公司股东孙某提出送50万元表示感谢,李某要求将50万元换成甲公司每股1元的50万股权并由孙某代持,两人曾就代持事宜进行多次确认,至案发时该股权尚未分红但孙某曾按每股3元转让持有的部分股权。     

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

近日华为高管孟晚舟案件引发关注,因为加拿大有可能将孟晚舟应美国要求引渡至美国,因此国际法中有关引渡制度的研究,应当结合美国单边经济金融制裁的特性展开。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在当今世界虽然遭遇了诸多争论,但是仍然对得到了普遍承认。对于何为政治犯罪的构成,过去往往集中于论证、区分政治犯罪的客观方面,而忽视了应当自犯罪人的主体角度,去考察犯罪人是否因引渡遭受基本人权的损害。同时,对于引渡请求成立与否,还应当同时充分考虑基本的人权观念和正义理念,而不仅局限于被请求国和请求国在国内法上的考虑。政治犯罪不引渡的首要考虑因素只能是人权问题,华为案是政治性的,加拿大不应当做出准予引渡的决定。     

金融犯罪刑事司法政策评述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犯罪防控的形势日益严峻,金融犯罪刑事司法政策一直致力于回应金融市场当前面临的现实发展状态及问题。但是政策效果受到立法制约和影响,且与金融监管联系紧密。为了寻求金融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完善路径,首先需要理解金融犯罪司法规制的能力范围,了解金融的特性,理解刑法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且发挥金融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独立价值。     

犯罪控制合规性建构的基础理论研究

犯罪控制的合规性建构是指通过合规体系为犯罪控制运行提供可予对比、审查、检验的标准体系,从而规避犯罪控制风险、丰富犯罪控制结构、完善犯罪学原则体系的过程。犯罪控制合规性建构的目的包括从外至内强化结构以规避自运行风险、权力与权利博弈以规避合法性风险、提升政治参与度以规避决策性风险。在犯罪控制结构中,合规体系与控制本体、原因论体系及控制输出体系之间相互影响。在建构过程中,必须遵循合规性与合法性相衔接、权利与权力成比例、专业性与公正性相结合三个原则,并以道德标准、公共利益工具以及约束性规范作为合规的基本维度。在建构方法论上,包括以宏观程序观建构合规基本流程、以风险为导向设置合规监管机制、以有效性为导向构建措施体系的宏观理念建构,以控制主体合规、控制对象合规、控制措施合规的中观本体建构,以及以权力审查、措施衔接、回馈评价为主的微观运行建构。     

西旅集团李大有:一次“帮忙”受贿4870万

据华商网3月20日报道,近日,西安旅游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大有涉嫌受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在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1962年9月出生的李大有,祖籍山西。他的政治前途戛然而止于55岁生日前夕。2017年8月23日,陕西省纪委通报:经省纪委常委会议(省监察厅厅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李大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仁政”思想与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

“仁政”思想是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政冶法律思想之一,其对我国古代刑法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在“仁政”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法律在刑事责任年龄、逮捕、审讯、收赎、监狱管理等方面给予犯罪未成年人诸多宽待,同时还通过强制性的规定推动宗法家族对未成年人的教化和犯罪预防。     

中国青少年犯罪演进的定量分析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青少年罪犯数量大幅度下降，近几年开始有所缓慢回升，青少年罪犯占全国罪犯总体的比例呈下降趋势，然而，青少年人口犯罪率居高不下，并呈上升趋势。由此我们看到反映青少年犯罪情况的两个代表性指标一一犯罪数量和人口犯罪率。影响青少年犯罪数量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基数和青少年人口犯罪率，而后者更能够反映青少年个体及群体的越轨行为危险程度。我们在青少年犯罪预防决策和实务工作中更应当密切关注青少年人口犯罪率，同时重视青少年群体人口基数的变化。此外，从罪犯数量和人口犯罪率两个指标来看，未成年人与青年两个亚群体差异较为明显，因此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不能笼而统之，需要日益精细化、专业化。     

上海市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调查

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沿城市，其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白益严峻。流动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兼具“流动人口”和“未成年人”两个群体的一般特性，其犯罪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相关部门、非政府组织应该形成联动机制，共同做好这个群体的犯罪预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