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2200吨大蒜出口韩国遭不公平贸易 北京律师代理蒜商依法维权

不久前引发中韩舆论热议的"中国2200吨出口大蒜遭韩国退回事件"仍在持续发酵。去年11月份,韩国政府通过招标进口山东兰陵县产的大蒜2200吨,山东蒜农向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供货,从山东出口的这批大蒜先在国内经过了韩国方面的检测,经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专职人员在场监督检查并验货合格后装船、铅封。抵达釜山港口后,韩国国立农产物品质管理院等进行了第二次检测,结果却显示不合格,2200吨     

更大胆、更开放、更成熟--专访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研究员张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并强调,"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与国内其他自贸试验区不同,海南全岛自贸区(港)建设是一个尚无先例的开拓式体制创新的过程,国内还没有现成的类似经验和模式可供借鉴。     

珠港澳合作的新载体、新机遇及演进路径

随着港珠澳大桥通车,珠港澳三地交流合作将愈发紧密,香港和澳门将通过珠海这座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推动粤港澳合作向粤西腹地延伸,为广东的整体区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发展支撑,也会给珠海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回顾珠港澳的合作历史与现状,寻找珠港澳合作的突破口与创新载体,研究珠港澳进一步合作的发展路径。     

推进霍尔果斯离岸人民币试点金融港建设的思考

设立霍尔果斯离岸人民币试点金融港是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俄罗斯和中东欧开展金融合作,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的重要举措。从建设离岸人民币试点金融港的目标来看,仍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问题,需从顶层设计、金融体系、金融体制机制创新、金融合作、金融服务的功能和水平、保障体系等方面加快建设离岸人民币试点金融港。     

论涉疫犯罪行为的刑法应对及基本立场选择

对于突发传染病期间的涉疫犯罪行为,应当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兼顾刑法谦抑性的要求,积极谨慎地适用刑法。对待疫情期间出台的司法解释,应当结合刑法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对其中界定模糊的部分予以明确化、确定化。对于涉疫犯罪行为,应当结合行为主体、侵害的法益等不同而做类型化梳理与解释,同时注重各罪的具体适用。疫情结束后,为避免刑法万能论,刑法应当积极发挥其最后保障机能,在明确法益侵害性的基础上,继续运用违法犯罪二元机制为刑法的介入设置合理边界,并从客观主义向度探寻社会风险的刑法应对机制。     

从舆情参与到现实行动: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生成机理

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场域与频率的扩大和增长必然冲击现实社会的有序性,而其源头网络空间治理的有效性又依赖于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生成机理的深刻揭示。基于国内外互联网动员与网络集体行动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我们建构了一个用于解释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宏观过程和个体行动者之所以选择参与以及怎样参与的微观过程的理论框架,并通过设计的量表和软件工具对多个地区进行了调查检验与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现实环境中的资源禀赋、情感驱策下的动机累加、认同构建下的行动触发、理性博弈后的现实参与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在与行动主体的紧密互动中实现了从舆情参与到现实行动的转化。     

莽吉塔港融入“龙江陆海丝路带”建设规划研究

莽吉塔港是黑龙江唯一的深水良港,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区位优势明显,航运交通战略地位突出。新时代,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元素助力莽吉塔港发展,但是必须守住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底线,以畅通江海联运、精准对接江铁联运为重点,加大宣传力度,提升"东方第一港"的名片效应,不断强化港口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队伍建设。这是莽吉塔港谋求发展,积极融入"龙江陆海丝路带"建设规划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维度。     

港珠澳大桥建设对珠澳酒店业的影响与对策

珠海酒店业存在缺乏特色,创新能力不够,发展速度相比周边城市有所滞后的问题。澳门酒店业存在主要客源依附于博彩业和会展业,旅客过夜率低等问题。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使香港、澳门、珠海、中山真正实现了1小时交通圈,大大推动珠澳酒店业的快速发展。珠澳酒店业应抓住此机遇,大力发展旅游与会展业,增加未来珠澳酒店客户,使其多元化;竞争行为应从扩张速度转变为以品牌建设和服务提升为趋势;开展珠澳之间的旅游酒店业合作;澳门要谋划大旅游格局,发展多元化旅游休闲模式,使客源国际化与多元化。     

“五型”团队“激活”物流港

在中关村核心地段，有一家现代化商务场所——这就是海淀职业集团中关村数字物流港有限公司。物流港职工不多，只有30多人，党员占一半左右。两年来，公司党支部结合企业实际，积极打造“学习型、创新型、务实型、和谐型、廉洁型”五型团队，开展一系列创新实践活动，推动企业科学发展。     

文明复兴与文化执政——论执政党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文化承担

“文明型国家”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规定性”条件,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应延续“以文化代宗教”的中华文明秩序机理.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中华文明的复兴,而中华文明的复兴关键则在于其文明精髓的复兴;考虑到“以文化代宗教”是中华文明秩序的精核所在,中国的文明精髓只能在自己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寻找.作为“全涉型”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跨阶层、跨地区、跨行业的国家组织体系,实现了“后帝制—后儒家”时代的行政整合;但能否有效实现文化整合,关键在于能否在新时期形成国民认同、社会认许和国际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只有推进“文化执政”,执政党才能有效地进行文化整合,进而在现代国家建设中促进中华文明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