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合同的类型——基于徽州合同文书的实证分析

徽州合同文书覆盖的时代广泛、数量众多、类型较全,基本可以说明中国古代合同文书的概貌。清代徽州的定型合同代表了成熟化、定型化的社会关系。由于清代基层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动态性,定型合同不足以应付所有的财产关系或社会关系,在解决不确定或不可预知的利益关系中,不定型合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定型合同遵循合同自愿原则,只要双方就协商事项达成合意,合同即告成立。清代徽州不定型合同与定型合同之间的递进、替代或转化轨迹,很可能为我们开启了另一扇窥探中国社会史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清代民间社会的区域性、时代性和动态性等面相,都可放在一种新的视角中得到验证。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现实选择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国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法律方案正式出台。对于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及司法体制改革来说，《决定》尽管带有“试点”的性质，但它仍不失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既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也奠定了知识产权司法制度的发展基础。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宣告了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1986年上海长宁检察院探索建立我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标志着我国未检制度的创立。2011年是我国未检制度创立25周年，在这二十多年中，未检领域试行了一些富有特色和价值的改革，合适成年人参与既是其一，检察机关是这一制度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者。本文通过对该制度的浅析，以期深化对这一制度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认识，把已经取得的经验推广运用，以程序公正实现司法公正。     

清代“保状”与取保候审探析——以《清代新疆档案选辑》“刑科”为考察中心

清代是我国古代司法制度较为完备的时期,一些司法制度已与当代国家法内容极近相似。取保候审制度作为刑事司法中所普遍采用的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已初现端倪。本文试以《清代新疆档案选辑》"刑科"所记载的"保状"为考察依据,对清代取保候审进行深入探讨。     

还原与反思:清代情理法判案实践的"民、刑"差异

国内外中国法律史学者虽然都只是在比拟的意义上使用民事和刑事的区分,但在讨论情理法判案方式时,还是受制于这种现代法律的分类框架,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清代法律的基本分类及其实践意义.清代法中案件的基本分类是州县自理案件和审转案件.在州县自理案件中,情理因素占主导地位,因为法官在这类判决中的压力主要来自当事人的上控.在审转案件中...     

史书的种类

<正>我国的史书卷帙浩繁,种类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下列五种。正史:以纪传体、编年体的体例,记载帝王政绩、王朝历史,人物传纪和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诸方面情况的史书叫正史。如,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除少数是个人著述(如司马迁的《史记》)外,大部正史是由官修的。     

深化检察改革应当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检察改革工作,应当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着力提高对继续深化检察改革重要意义的认识深化检察改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必然要求,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察事业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首先,深化检察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华北人民政府的司法制度建设浅探

成立于1948年9月26日,结束于1949年10月31日的华北人民政府,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环境下建立起来的新型人民政府,是行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前奏和雏形。在短暂的时间里,华北人民政府在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司法制度方面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探索,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代的新泰书

一、未名书院 新泰设立书院在康熙朝以前，已经缈无可考，但《新泰县志》中载：“国家设学官，各省、府、州、县复置书院，培养人才致详致备。新邑（新泰）设两斋教士，志载，元以来皆有书院，山长一人。”可见新泰设立书院的历史也由来已久。     

清代亚洲非对称关系的层次与多样性

非对称关系不均匀的本质导致了互动中强者与弱者之间知觉的差异。尽管双方都在试图“处理”这种非对称关系——强者试图进行主导，而弱者会进行挑战——但大多数非对称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稳定的。这些关系是通过互动来维持的。亚洲非对称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的中心性。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域、中国的人口与生产力规模为其典型的非对称对外关系创造了条件，并且中国的中心区域和各地区之间也同样体现出非对称的特点。有清一代，亚洲各国曾彻底臣服于这种非对称关系。在非对称关系中存在三种标准，即对抗的双方能力差距悬殊、角色无法调换、无法消灭对方。清朝传统非对称关系的根基最后被摧毁，很大的原因是来自其内部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在当今全球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中国的“和平崛起”（peaceful leap forward）则引发了关于中国传统治理与外交方式新地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