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侵占罪之认定与盗窃罪之认定的纠缠——兼与现代侵占罪与盗窃罪的认定比较

清代侵占罪(拐带财物罪)与盗窃罪往往撕扯不清,其关键区分就在于事主是否由于信任而将财物托付给行为人照管。信任而托付照管在现代就是交由别人占有。这和现代刑法中侵占罪和盗窃罪的认定关键在于是否由行为人占有财物基本一致。古今刑法理论在某些领域内是相通的。     

清代官场中的三种交际应酬

馈送上司。清代官场有下属向上司馈送钱财礼物的规矩。逢年过节及上司有喜庆事如贺寿、迎娶、生子等，做下属的都要馈送钱财礼物。直接的上司，几乎每月都要孝敬。此外还有一些临时的殷勤，如送时鲜土特产等。年节喜庆时的馈送都有一定的“尺寸”，要按上司的官位确定数目。《官场现形记》写州县衙门馈送上司的规矩：“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     

论吴藻词曲特质及其在女性文学史上的地位

清代女作家吴藻经常在作品中抒发崇尚自由的意志，与同时代具有类似意识的女性相比，吴藻能够突破视男性所享有的待遇为解放尺度的思维定势，揭示传统力量压抑全体社会成员个体的严峻现实，视阈更为高远，不唯如此，打通不同人群之间的界限、将个性解放当作全社会共同需要思路，也切入了时代要求的本质，在当时有着深化个性解放思潮的重要意义，吴藻词在表现其精神特质中形成了以豪宕悲慨为主的风格，在女性学史上具有很高地位。     

中国法制史浅谈

几千年来，中国各朝各代、各个时期的统治者立官行法，经世治民，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法律经验。研究中国法制史，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健全我国法制、推动法学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际之轨与吾乡之直

在法制史上,有一个著名的"父子相隐"的故事。 典出《论语》之《子路第十三》:"叶公语孔子曰: 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 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 个故事常被用作研究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模型,引申出 "相隐之举是否合理而违法"、"古代社会是否礼法不分" 等思考。横看成岭侧成峰,其实这个故事也可以从另一 角度品评,譬如孔子的"比较法"研究思路。叶公介绍的 "父子相证"制度,可被视为一种外国制度。从表象来看, 父亲偷羊、儿子揭发,更合乎法治国的标准。然而,孔子 闻听"外国"的"司法实践"后,没有轻率地五体投地、妄 自菲薄,而是先冷静地考察"他乡之直"是否等同于"吾 党之直"。若"吾党之直异于是",他乡父子相证,吾乡父 子相隐,二者并无高下之分,因为本质上都是"直在其中     

浅论清代的纠纷解决机制

调解制度是我国清代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传统的法律文化传统孕育了以调解为主的纠纷解决机制和观念,中国清代的调解制度已达到了非常完备的程度,尤其从清朝的司法审判制度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论证。调解所依据的不仅是法,也有体现封建纲常的礼和俗,因此调解制度的广泛应用也发展了礼法结合的法文化,成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法律制度。     

试论清代治娼理路、措施与成败

清代前后在两种不同的治理理路指导下,采取措施治理娼妓问题。措施本身有诸多亮点存在,也取得了些许成效。但由于清王朝无力化解官吏腐败、政令不执行或执行变相、色情文化泛滥等诸多社会存在的消极因素,加之时局巨变,致使清王朝面临的各种问题更趋恶化。最终不仅未能阻止娼妓之风蔓延,相反成为娼妓极为繁盛的时代。     

清代台湾宾兴考述

宾兴是清代一种重要的科举活动，在清代后期对每一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士子都产生过影响。但国内外学界对其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迄今还没有相关专著面世，已发表的研究论文亦仅见雷方圣《宾兴馆简说》、张文《新建县“宾兴会”考述》、邵鸿《清代后期江西宾兴活动中的官、绅、商一一清江县的个案》和陈瑞《制度设计与多维互动：清道光年问徽州振兴科考的一次尝试》等4篇，有关清代台湾宾兴则迄今尚无专文发表。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作为科举经费的宾兴问题。     

清代刑事司法实际透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评析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名案.通过细读,笔者发现其中隐含了大量清代法律精神、制度和运作方面的信息.本文从法制史的角度,运用近几年揭秘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史料等资料,透过对本案的观察和分析,对清代相关法律制度及其司法运作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