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移植的变异与失败——基于对近代中国宪政的考察

制度移植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主要形式.宪政被移入中国后却发生了变异并最终导致失败:国家主义宪政模式背离了宪政自由主义的本质;全能主义政府背离了有限政府的宪政精神;法治变成了"法制"下的"人治".宪政移植变异与失败的原因在于:移植制度与本土非正式制度的紧张与冲突:中国社会传统缺少宪政基因并存在着反宪政基因;移植制度不...     

论清末督抚的地方官制改革策略

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确定了行政改革为先、政治体制改革在后的基本思路,以三权分立原则,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改革,以求以官制改革,为预备立宪奠定基础。地方则仿照中央,以省咨议局为立法机关,以总督、巡抚为地方行政机关,以高等审判厅为地方最高审判机关。各府、州、县的机关也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从1906年11月至1907年2月,地方督抚根据中央提供的预案就地方官制改革问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激烈讨论,主要涉及省政府机关的设置、地方自治机关的设置、官吏的选拔标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国力乃其真精神,官制由如形式＂的有益见解,为1907年7月7日正式出台的地方官制改革方案提供了决策基础。     

中国梦不是西方“宪政梦”

一个党员的提问：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宪政”概念受到一些人追捧。他们甚至宣称宪政是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良药，认为中国梦应该是“宪政梦”。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目标时指出，坚持依宪治国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具体表现就是依法执政、依宪执政。     

清末结社权分析——以戊戌学会、立宪团体和革命团体为样本

清朝末年,在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的震荡下,在权利诉求的催发下,社团勃发成为一时之政象。戊戌时期的政事结社尚不成熟,是前法律的突破;立宪团体在政治、经济利益博弈中结社逐渐成熟,属于法律框架内渐进式的突破;以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团体为非法存续,极端地破坏现有秩序,以对法律蔑视的姿态实施突破。这些结社的共通处是团聚力量,谋求社团的政治目的。     

当代中国政法语境下宪法司法化的正位与反思

被学者称为＂宪法第一案＂的齐玉苓案在当代中国宪法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宪法作为政治意图的设计文本,意味着法治是立宪意图的实施形态。宪政不过是改良的法治,由此,宪法司法化不过是想象中的伪命题。或许,理性地接受一个社会成熟的过程,较之期待法治＂建设＂一蹴而就,不啻一种贡献。     

试论黄兴的民主宪政思想

黄兴一生坚持追求自由平等;反复强调宪法对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主张借鉴先进国家的政党内阁制度以实施民主政治。     

人本宪政:中国未来的宪政走向

人本宪政是对以人为本和宪政思想的有机统一,它包含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层面的含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人本宪政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的人本宪政发展经验。当前的以人为本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遭遇到了不少的现实困境。解决这些困境的办法就是加快人本宪政建设。     

联邦主义者的立宪共和思想论析

美国《联邦宪法》制定与辩论过程中,“共和国”及其制度内涵是当时政治思想家与政治家极为关注与针锋相对的核心问题.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①在系列文章中,阐述“共和国”的制度时表明了“共和主义”立场:“间接民主”优于“直接民主”,承认公民“美德”和“个人私利”与公共利益同等重要,都需要政府保护；同时,联邦主义者将法治、共和、代议制、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等核心概念融为一体,实现了对古典共和主义理念的宪政自由主义改造.     

中国宪政需要“愤青”推动

我指的"愤青"是动机比较"纯"(或压根没什么"动机")而说话比较"冲"的那类青年。中国宪政与法治之所以需要"愤青"推动,是因为除此之外它实在没有什么推动力。虽然全国人大今年很有自信地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但是毕竟立法容易执法难,行宪更难;宪法与法律可以当"门面",宪政与法治却是要动真格的,即便是在     

国际公约与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外关系

清末新政时期，为摆脱外交困境，清廷内外对国际法的关注焦点由该法“是否可信”转向怎样“合于公法”，在对外观念上也最终形成自进于文明国的意识，参与国际公约则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公约的数量逐步增加，涉及领域日渐拓宽，同时亦表现出谋求恢复地区性大国地位、建构平等条约关系、维护国家权益却又不谙相关国际程序等特点。而中国运用国际公约的实践又进一步推动了国内相关立法及制度与国际规则的接轨，亦加强了中国的国际交往，拓展了外交局面。虽然清末新政时期中国利用国际公约维护国家利权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在逐步增强，但这未能根本改变中外条约关系的不平等性质和中国低下、边缘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