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义务——禁止权利滥用的理论考察

禁止权力滥用原则是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原则的产生无论是法典化的大陆法系,还是判例化的英美法系现今都给传统绝对自由主义权利观念划定了一个界限。本文以考察禁止权力滥用原则的理论问题为前提,以权利的精神价值为中心,以此进一步完善权利滥用的理论系统。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解读

知识产权本身是合法的垄断权,尽管存在一定的消极后果,但那是国家为实施知识产权制度以推动创新的必要代价。反垄断法是现代国家为弥补民商法调整之不足而自觉地干预市场,以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和经济活力而制定的。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在促进竞争、推动创新和保护消费者上具有一致性,但二者也存在冲突的可能性和协调的必要性:当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超出法律的界限,排除、限制竞争时,反垄断法就应当介入这种行为,并在反垄断审查中将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同等对待。     

论我国专利联盟反垄断审查的制度构建

对专利联盟的反垄断法审查应当适用“个案审查与效果评估”的基本原则,专利联盟合法性要件包括有效专利、互补性专利、必要性专利、独立专家判断以及确定的限制范围。专利联盟的反垄断审查主要包括卡特尔管制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禁止。     

论规制知识产权滥用与相关竞争法的制订——从“本土化”的视角

针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滥用,我国尚未制订专门的相关竞争法对之予以规制;尽管已有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对该法的制订进行过理论分析,但从＂本土化＂的角度予以研究的并不多见。本文初步探讨了与此相关的三个重要问题,即该法与我国知识产权国内法的关系、如何审慎地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该法的制度重心应如何予以安排。在此基础上提出＂本土化＂的相关竞争法,应在总体上凸显＂最强化＂的制度特色。     

透过案例看知识产权滥用问题

透过商标权领域的“彼得兔”案件、著作权领域的“玛吉尔”案件、专利权领域的“思科”诉“华为”等知识产权方面的诉讼案件可以看到,随着知识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中国加入WTO,知识产权的滥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只有尽快完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才能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     

体液中常见滥用药物的系统筛选分析

本文建立了体液中常见滥用药物的筛选分析体系.尿液或血液经固相萃取(SPE)或液提取(LLE)后,直接用GC/NPD分析或经TFA、BSTFA衍生化后用GC/MS分析.方法适用于同时分析甲基苯丙胺、MDMA、度冷丁、去甲度冷丁、曲马多、美沙酮、EDDP、可卡因、苯甲酰芽子碱、可待因、安定、氯丙嗪、吗啡、单乙酰吗啡等十四种常见滥用药物及代谢物.SPE法和LLE法回收率分别为66～102%和50～86%,最低检出限为2-5ng/ml尿.涉毒案件的鉴定应用表明该分析方法简便、快速、可靠.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认定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著作权人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授权,与使用者签订许可使用合同过程中,有时会引发使用者提起反垄断诉讼,妥善处理此类矛盾纠纷,需要正确认识知识产权制度与反垄断制度在市场经济中互为补充共同发挥鼓励创新、促进经济效率和增大社会福利的价值功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依法获得市场支配力量,其依法集中行使权利人有关权利以不能超出著作权专有权范围为限,如果超范围集中行使权利构成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了竞争,应当受《反垄断法》的调整。     

美国出口管制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分析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长期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无论在立法精神上,还上在具体内容上都是对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安全例外条款的滥用。美国的做法违背了WTO自由贸易原则,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扭曲了世界市炀价格,从而减少了两国和与此相关的第三国的福利。     

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路径新探——以双边市场下相关市场界定为分析视角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进步,互联网平台发展迅猛,互联网平台经济方兴未艾,其为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亦促进经济向更高质量转型发展.然而,互联网平台利用自身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案件频发,实践过程中,平台所具有的价格非对称性、动态竞争性、交叉网络外部性等特征为相关市场界定工作带来新的挑战.经长期发展,互联网平台演化出诸多反竞争效应,如锁定效应、传导效应及混同效应,其严重限制竞争、阻碍创新、损害消费者权益,因此界定相关市场至关重要.相关市场界定可探寻四步走的规制路径,首先,明晰软件的"应用层面"与"平台层面"以更好地保护创新;其次,判断互联网平台交叉网络外部性的正负以更好地节约执法、司法资源;再次,探求典型案例界定方法以最大程度简化界定程序;最后,方法用尽时,跳过相关市场界定,直接认定垄断行为.     

防卫挑拨中有限防卫权之提倡

防卫挑拨中防卫权的问题,一直以来是正当防卫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通说一般否定挑拨防卫中挑拨者具有防卫权,理由往往有二:其一,挑拨者完全是出于加害的意思而实施反击行为,主观上欠缺防卫意思;其二,基于权利不得滥用的考虑而限制挑拨者的防卫权。但是,无论是立足于正当防卫的本质,亦或是从防卫意思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实务部门处理防卫挑拨案件意欲达到的社会效果而言,司法实践中这种完全剥夺挑拨者防卫权的做法,是不值得赞同的。故而,为了真正实现正当防卫的规范目的和制度价值,需要对防卫挑拨的具体情状作出区分,并根据防卫挑拨的不同情状有限地赋予挑拨者以防卫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