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辩证分析

股东有限责任被公认为是现代公司的基本特征 ,它使公司责任与股东责任相分离 ,使公司真正实现了人格独立 ,更被学者们称为现代公司法的奠基石。虽然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具有减少和转移投资风险、鼓励投资、推动经营管理体制变革和优化资源配置等重要价值 ,但是它也有与生俱来的缺陷。我们不能从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中得出取消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结论 ,也不能以之动摇股东有限责任作为公司法基本原则的重要地位。我们能够做的有意义的事情是努力通过各种措施完善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弥补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 ,兴其利而避其害     

刍议我国的行政性垄断问题

行政性垄断是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有的经济现象,表现为,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经法律法规授权而具有行政管理权的企事业单位滥用行政权力不当地干预市场活动的行为,分为地区垄断和行业垄断.行政性垄断危害极大,我国应从法律和制度上对其危害性加以防范,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正常运作.     

治源清流——评《行政许可法》

我国已正式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单行法形式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其中的许可法定原则、过错责任追究原则等都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将为我国依法行政和廉政建设的推进作出重大的贡献.     

切实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近年来，我国公共权力滥用之普遍，危害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人们清理地认识到，一切缺乏监督制约的公共权力，必定导致腐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政府信息公开权利滥用及其应对

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出现的行政相对人长期、大量反复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为,实践中将此类申请界定为"政府信息公开权利滥用"或者"知情权滥用"。以"陆红霞案"为代表的个案认定,并未很好解决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与诉权之间界限不清的问题。     

约见权须依法行使不得滥用

约见权既是法律赋予人大代表的一项权利,也是执行代表职务的一种手段。《代表法》第二十二条对这一权利的行使有明确规定,人大代表行使约见权必须依法有序进行,否则就是监督权滥用。一是约见的组织规定。代表约见应由"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统一安排"。约见须经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同意和统筹安排,代表不能自行其是,直接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约见要求。二是约见的时间规定。代表约见是在"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     

民事诉权滥用界说

在我国,学界在诉权滥用的概念界定上存在很多分歧,例如,界定诉权滥用是否依据客观要件、主观要件中是否包括过失、诉权滥用是否包括诉讼权利滥用,以及诉权滥用与恶意诉讼是否为同一概念等。这些分歧不仅带来理论上的困惑,更无法用于指引实践,以厘清合理诉讼与不正当诉讼之间的界限。因此,要研究如何应对诉权滥用,首先应当澄清概念分歧。     

立案登记制下滥用诉权行为规制研究

立案登记制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推行便利了当事人,有利诉权实现,但是立案门槛的降低也使得一些滥用诉权的诉讼得以进入到司法程序,这就对如何定性、发现、规制滥用诉权行为提出了新的挑战,在现有司法资源仍相对短缺的情况下,必须就滥用诉权现象发生的原因针对性的采取相应对策,确保诉权合理使用。     

论治安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

治安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是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权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在现实生活中治安案件的处理中应用非常广泛。正是由于这项权力多频地被使用,其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着经常被滥用的问题。因此,研究治安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只有正确适度地应用自由裁量权才能真正提高公安机关处理治安行政案件的效率和水平,才能为依法治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正能量。本文从简述治安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的内涵着手,根据该权力存在的必要性和其在行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针对治安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被滥用,探讨该如何控制。     

滥诉之辩：信息公开的功能异化及其矫正

“滥诉”在行政法学界是一个鲜少被提出的概念，“陆红霞案”中法官对于“滥诉”规制的主要依据为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考察民诉中的“滥诉”理论，界定滥用诉权存在“四要件说”与“两要件说”，前者对应侵权责任规制路径，后者则对应诚实信用原则。在承认公法诉权说的理论前提下，行政诉讼法作为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两者具有参照适用的可能性。然而，本案法院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时均存在处理失当之处，相较于滥用诉权，本案或许亦有滥用审判权之嫌。在权利与权力冲突背后，信息公开制度呈现出某种扭曲的“异化”状态，承受为信访分流压力的同时，囿于“特殊需要”条款的误读，正发生着与卷宗阅览竞合的趋势。构建公文管理规则以强化主动公开、设置依申请公开的专业引导机制、重新检讨主管机构设置可以达到制度矫正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