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规制——从搭售的角度分析

本文试从搭售的角度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规制进行探讨。文中先对搭售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知识产权领域的特殊性分析了违法搭售的四个构成要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搭售品与被搭售品是独立的产品、强迫消费者购买、损害市场竞争。接着分析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对搭售的相关规定,指出了前者的不足,对后者做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全文围绕着搭售,间接论述了反垄断法领域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规制。     

对反垄断法规制的垄断行为的分析与比较

市场经济中垄断行为纷繁复杂、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对垄断行为可做不同的分类,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垄断行为及其相互变化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其经济和法律性质的认识和了解。根据垄断力来源及其程度的不同,将垄断行为分为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企业合并审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政垄断四大类;通过对它们进行经济分析和比较研究,从理论上深刻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变化关系及其经济法律性质,为反垄断立法与执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云南新型毒品滥用行为相关指标调查报告

2006年<中国禁毒白皮书>指出:"在我国,滥用冰毒,氯胺酮,摇头丸等新型毒品人数不断增多,已形成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交叉滥用的局面".在云南新型毒品滥用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1.吸食人群的相对集中性.2.获取渠道单一性.3·涉及新型毒品场所日趋增多.4.滥用新型毒品呈群体性.5.群体的"转换化".     

对我国《反垄断法》的评析——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反垄断控制视角

近几年来中国企业遇到的思科诉华为、英科尔诉东进公司等案件,引起人们对知识产权垄断问题的深切关注。即将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已将这一问题纳入调整范围。但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复杂关系,还需要我们在吸取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正确审视我国《反垄断法》。     

云南新型毒品滥用群体相关指标及分类实证研究

2006年《中国禁毒白皮书》指出：“在我国，滥用冰毒，氯胺酮，摇头丸等新型毒品人数不断增多，已形成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交叉滥用的局面”。在云南，新型毒品滥用的特点主要表现为：1、女性新型毒品滥用者所占比例总体上呈逐年增长趋势。2、滥用新型毒品的“25岁现象”突出。3、新型毒品滥用者多为住在城镇的非农业人口。4、新型毒品已渗入白领精英阶层并逐步蔓延开来。5、新型毒品滥用群体分为三类；“high”妹群体，公司职员、个体、运输工人、商人、教师类群体，无业者群体。     

我国规定官员滥用警械处理群体性事件将受惩罚

(新华网消息路透社)7月25日报道,中国7月24日晚些时候公布了对公民上访事件进行处理的新规定。新规定说,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引发信访突出问题或群体性事件的官员将被记大过、降职或撤职。国家媒体和中央政府网站均公布了上述新规定。新规定还表示,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理群体性事件,或者滥用警械、强制措施,或者违反规定携带、使用武器的官员也将受到惩罚。最新公布的规定向官员发出警告,不得拖延处理上访事件,不得加剧冲突,不得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新规定还警告说,不得对上访事件瞒报或误报。北京一名研究上访制度的法学教授说:这些规定的特点是,着重强调政府     

试论我国特殊防卫权的立法弊端

1997年刑法典增加了特殊防卫权的规定。作者在文中对其规定的合理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特殊防卫权的规定违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容易导致防卫权的滥用,从而产生新的暴力犯罪,其设立不符合世界法治文明的发展趋势。     

美国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刍议

作为拥有一定准司法权的特殊行政机关,美国检察机关所享之起诉裁量权职能明确、内容丰富.伴随检察职能的扩充与演化,美国检察机关在行使这一特色鲜明的行政裁量权时,其裁量权内涵不断得以延伸.近年来,针对起诉裁量权之滥用,美国各级立法、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及有关行业协会采取了若干举措加以规制及限制,旨在规范并降低起诉裁量权滥用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掠夺性出价：《反垄断法》的一个重要缺失

掠夺性出价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但2007年8月30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并没有明确列举这种行为。通过实证分析将掠夺性出价行为与掠夺性定价行为进行比较,并试图从经济学和法学的角度探讨掠夺性出价行为的性质,同时判断其在何种情况下构成垄断行为并应受到法律规制,可以弥补我国反垄断立法的缺失。     

集中性民事权利的滥用及其控制——兼论公法控权理论之引入

民事权利经过集中和整合可能质变为强大的权力性权利。这种权力性权利易于被滥用,是民法应予控制的对象。传统的民法控权理论没有区分权利的大小强弱,并且过分倚重国家权力而忽视社会的自治力量,无法控制权力性权利的滥用。民法应当运用分权控权、社会控权、程序控权、弱权整合等控权方法,来控制权力性权利的滥用,以实现从调整平等关系到增进平等关系的转变,并努力促进公法与私法在控权理论和观念上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