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路径选择——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

实践中,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由于理念的缺失和人员的非专业性等,不符合未成年犯罪人的需要,缺乏应有的科学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应该重视社会控制理论的运用,重新认识引起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加强未成年犯罪人与家庭、学校之间的情感依恋;注重社区功能的发挥,为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提供多样化的渠道,让该群体有积极有益的活动可以参加并愿意参加,避免重新涉足违法犯罪活动,最终有效地实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目标。     

大学与幼儿园合作研究的潜在冲突及成因分析

近年来,随着幼儿教师队伍专业化的不断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逐渐深入,人们越来越重视幼儿园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的质量,大学和幼儿园合作研究无疑是提升幼儿园教育质量和教师专业素质的有效策略。针对合作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潜在冲突,本文从两个维度分析其成因。     

英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介评

英国自1847年开始区分未成年犯罪人与成年犯罪人以来,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经历了由惩罚控制向社会福利模式转变,又从社会福利模式向保护未成年人权利与控制犯罪平衡转变的过程.进入21世纪后加强了社会参与与协助,不仅设立了少年法院,还创设了适合成年人参与警察讯问制度、保释以及转处措施等,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权利保护,这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完善将有助益.     

共同犯罪人自首从宽——以卡特尔赦免原理为视角

针对卡特尔破坏性强、隐蔽性高、监管难度大等特点,在国际经济规制实践中,为恢复竞争关系,维护自由竞争秩序,普遍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卡特尔赦免制度,即对坦白的同谋者给予赦免以示奖励。基于有组织共同犯罪与卡特尔的相似性,有必要借鉴卡特尔赦免制度的原理,对于共同犯罪予以从宽处罚。具体设想是:对共同犯罪中自首者从"可以"改为"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扩大特别自首适用范围,增设共同犯罪特别自首。     

大型国有企业与市场竞争相融合的路径选择——基于可竞争市场理论视角

可竞争市场理论突破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模型中小企业的假设前提,通过引入大企业(规模经济)的现实条件来研究现实的市场机制的功效。企业规模大小并不影响市场竞争效率,培育潜在的竞争环境,才有可能使大型国有企业与市场竞争相容。借鉴可竞争市场模型,我国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关键在于降低沉淀成本,便利进入和退出条件,提高可竞争程度,从而通过连续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剔除那些无效率的国有企业。     

中小企业如何切入大数据

用户特征剖析。可通过整合消费者数据信息，剖析出消赞者的喜好、购买习惯、购买意图等，力求将品牌做到“比客户更了解自己”。糟准推送信息。精准推送的“精准”在于企业对待客户的耐心和用心，例如小可以从问卷调查开始，大可以委托第三方的大数据公司进行分析，科学统计出精准客户——好的精准推送会起到“对症下药”的效果。提高商品期待。在产品推出前了解潜在客户的特征、对商品的期待，那么公司产品的推出。便是带着潜在消费者的期待而生的。就像奈飞公司在投拍《纸牌屋》前，就利用大数据分析出观众最喜欢的剧本、导演和明星，所以一公映便有极高的收视率。     

《刑法修正案(八)》的理性价值与实践考量

《刑法修正案(八)》着眼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立足于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统一,从刑法理论上讲,体现了刑法的人道性和功利性、保守性和适时性、宽容性和严厉性上的科学选择和合理平衡。一、刑法的人道性和功利性《刑法修正案(八)》的最大亮点是取消了13种犯罪的死刑刑罚,取消死刑的罪名占目前刑法68     

西方通过环境设计的犯罪预防理论评价

通过环境设计的犯罪预防理论（简称CPTED）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是西方犯罪预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由于首倡者学科背景的不同,从该理论诞生之时,就有不同的发展方向。目前主流的理论是强调外部环境设计的环境设计犯罪预防理论。CPTED理论基础有理性犯罪人、机会理论、日常行为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目前主流的CPTED理论的设计原则包括自然监视、自然通道、地域强化和维持四个原则。CPTED的借鉴可以从城市规划、社区物技防建设和居民安全防范意识等方面着手。     

信用卡诈骗案件审查逮捕中的常见问题研究

对特定类别的信用卡诈骗案件,在审查逮捕时应明确罪与非罪及此罪与彼罪的界限问题;对于共犯形态的信用卡诈骗案件,审查逮捕时如发现有遗漏追究部分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情形,应通过立案监督程序建议公安机关对未立案的共犯予以立案追究;审查逮捕信用卡诈骗案件,应特别注意对诈骗数额、银行催收、退款情况以及非法占有目的四个情节方面的证据审查。     

中国微博政治的潜在风险及政府应对

微博诞生后,借助其强大的传播、组织及动员力量向政治领域渗透,在中国及全球掀起了微博政治热潮。在我国,微博起到了网络问政、舆论监督的正面作用,但也隐藏着许多社会危险,包括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内部风险主要表现在微博井喷与政府应对不力的矛盾风险、微博谣言和来自于微博的情绪宣泄等;外部风险主要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互联网跨国界进行文化渗透与意识形态颠覆。因此,我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微博的政治功能并从改变观念、技术支持、完善机制、掌握技巧等方面着手并从容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