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期社会结构分化与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

以利益群体多样化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必然引发利益要求的冲突和社会矛盾的积累。社会转型所蕴含的这种结构性变迁和利益分化的客观趋势,给执政党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执政党只有与时俱进地加强社会整合功能,保持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永葆先进性,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完善政治参与机制,整合多种利益关系,优化配置各种资源,执政基础才能历久弥坚,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实现。     

论政府治理视阈中和谐社会的整合机制

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整体上实现了高度的整合,社会各主体和要素实现了关系稳定、协调和有序,无根本利害冲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阈中,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与重组的趋势要求寻找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以与之相适应。我国正在告别“总体性社会”,走向多元社会,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治理可以成为和谐社会的社会整合机制。     

论实践结构的优化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作为人类终极理想的繁荣,要依赖于人类的劳动实践与实践能力的可持续,其核心乃是实践结构的优化.然而,在推进实践结构优化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尊重人类发展权利与尊重自然价值的矛盾关系,科技开发与自然保护的关系.如何协调这两重矛盾关系,是实现人类终极理想的关键之举.     

《新治理:数字经济的制度建设与未来发展》

刘西友的这本书从激励制度和约束制度两个方面,研究数字经济制度的体系构建,探索构建适合数字生产力发展的产权制度、规划制度、创新制度、开放制度,以及税收征管制度、公平竞争制度、测度考核制度和安全保障制度等制度体系。     

俄罗斯联邦国务委员会的起源、发展及作用——基于国家权力结构变迁视角

叶利钦执政早期,国务委员会充分发挥了协调整合行政权力的功能,使俄国家权力结构避免了宪制改革后的严重混乱失衡.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颁布后,俄罗斯的国家权力结构趋于多元化,国务委员会既无法解决中央层面的总统与立法机关的结构矛盾,又无法解决源自地方分裂主义的"央地"权力结构松散,因而归于沉寂.2000年普京开始执政后重设国务委员会.尤其在2004年"别斯兰事件"发生后,俄罗斯的国家权力结构再度集中,系统性压力激增,国务委员会的作用不断被强化,国务委员会的事务性工作人员得到扩充,工作机制和议事规则得到进一步规范.2008—2012年,国务委员会成为紧密联系"央地"的关键纽带,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发展.2012年,在普京第三任期,其成功地协调了因"统一俄罗斯"党崛起而引起的联邦中央权力结构张力,缓解了央地行政层面的权力结构矛盾.2020年修宪后,国务委员会的作用向协助总统整合"全联邦"国家权力的方向转变.同时,"国务委员会"获得宪法地位,成为宪法性权力机关.     

法律与行为选择:法律激励及其发生机制

法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法治是有成本的,如何降低法治成本,应该是法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可以预设,如果建立一种内在自觉的而非外部强制的“知法——守法”的机制,就可以大幅度降低法治成本。那么,有这种机制吗?本文从法律对人们行为选择的影响切入,论及法律的威慑机制、需求机制、公平机制和期望机制,为揭示法律与行为的内在关联提供一种新思路。     

受刑人权利的法律定位

对受刑人权利保护必须对受刑人权利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在受刑人权利的价值基础上,正当性的权利本质是受刑人权利法律定位的逻辑起点;在受刑人权利的逻辑结构上,可以将受刑人权利分为受刑人人权、受刑人公民权和受刑人基于矫正产生的特殊权利;在法律关系的考量上,将受刑人权利和刑罚执行权力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而不是将受刑人的权利与义务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在刑事法律关系的运作中,以受刑人权利为本位,而不以受刑人管理为本位,以实现对刑罚执行权力的制约和对受刑人权利的保护。     

高等教育创新的新机遇

人口结构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变革以及经济全球化,都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提供了很多新的机遇。这些机遇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同时也可以带来新的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方式方法。     

足弓结构破坏在法医鉴定中的方式及标准

足弓可分为横弓、内侧纵弓、外侧纵弓三类,是人类独有的特殊结构之一,具有分散个体自身重力,维持行走稳定性、保护足底神经血管、对运动振动进行有效缓冲的作用。不同个体之间的足弓形态存在较大的差异,大致可分为扁平足、正常足、高弓足三种,因此在不同足弓形态发生损伤时,足弓结构的破坏形式也会出现明显差异。基于此,文章从足弓的解剖学和功能入手,分析足弓结构破坏的法医鉴定方式,并提出具体的鉴定标准,以期为足弓结构破坏方面的法医鉴定工作提供较为可靠的参考与依据。     

双重目标导向下的容错纠错机制研究

容错纠错机制具有促进问责精准化发展和激励探索创新的双重目标导向,一方面,容错纠错机制应对基层干部避责不为的问题,通过与问责制度的有效结合,促进问责精准化发展,打消“怕问责”的顾虑;另一方面,容错纠错机制响应改革发展要求,能够激励公职人员探索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当前存在容错偏向于一般性失误的问题,容错纠错机制的激励作用并未凸显,容错程序偏重于事后容错等问题影响容错纠错机制的运行实效,对此本文提出健全容错纠错防错全流程衔接、采取事前容错与事后容错双路径并重、建立容错纠错横向“1+N”制度体系等优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