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共犯浅探

本文案例启示:脱离共犯,是指在共犯关系成立后,未结束犯罪之前,一部分共犯者自动放弃实施犯罪行为,并中断与其他犯罪者的共犯关系,从而对脱离后其他共犯者实施的犯罪行为及后果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脱离共犯可以发生于共犯关系成立至犯罪结束前的任何阶段。判断是否成立脱离共犯时应以脱离者有无中断自己已经实施的行为与此后其他共犯者的行为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准则,同时脱离者应自动放弃犯意。脱离者对于脱离后其他共犯者实施的犯罪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但对于其脱离前的行为应负刑事责任,并根据我国刑法从犯的规定予以从轻处罚.     

单一制正犯体系之质疑——兼论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归属

单一制正犯体系近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学者们主张我国立法也属于单一制正犯体系。单一制正犯体系由于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不牢固，片面追求克服处罚漏洞而又不能完全消除处罚漏洞以及有损构成要件定型性等诸多缺陷，并不值得提倡。我国刑法规定及其司法适用说明我国属于区分制正犯体系。以区分制正犯体系的立法为基础，构建精致化的理论体系是我国共犯理论体系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     

电信诈骗帮助取款行为的共犯认定

在电信诈骗案件中,根据帮助取款行为的不同情况,帮助取款者既可能构成电信诈骗犯罪的共犯,也可能独立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诈骗行为既遂的判断应采“失控说”的标准,在事前无通谋的情况下,帮助取款者在诈骗罪既遂之前取款的,应构成帮助犯,在既遂之后取款的,不能构成帮助犯。在电信诈骗帮助犯认识因素的判断中,只要求帮助取款者认识到所取款项可能来源于犯罪活动即可,不要求认识到犯罪种类和诈骗活动的具体细节。同时,电信诈骗帮助犯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存在诸多区别,不能将所有电信诈骗帮助取款行为均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     

如何准确认识新时代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是凝聚全体中国人民、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舆论场上仍对爱国主义存在一些片面理解。这就要求我们在准确把握新时代爱国主义特质基础上,澄清理论误解,以爱国情感的理性表达,守护好新时代爱国主义。     

共犯脱离理论的引入、评析与整合

对于部分共犯成员停止犯罪的效力问题,我国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通说与犯罪中止理论均未能对其进行妥当的处理.随着共犯脱离理论的引入,我国学界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新的争议.应整合规范的因果关系遮断说与共谋射程理论的优势,基于心理因果性与物理因果性两个要素,借助辅助判断要素对共犯脱离的成立与否进行判断.并依据脱离人是否以积极方式表达脱离意思,在心理因果性与物理因果性之间转移判断侧重点.在对共犯脱离的罪责处理上,应设立独立的刑罚减轻条款以维持刑法的体系性,进而发挥共犯脱离的理论价值.     

浅析赌博罪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赌博罪,一般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以赌博为业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与处理赌博犯罪案件常常会出现一些疑难问题,尤其是随着网络赌博犯罪的出现,关于赌博罪的认定,赌博罪共犯的认定,赌博活动中涉及其他犯罪的处理等问题疑难较多,只按照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应参照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执行,以更有效地打击和遏制赌博犯罪。     

法定诉讼担当的基本范畴研究

法定诉讼担当具备解决实体权利义务主体诉讼动力不足、辩论能力有限问题，防范实体权利义务主体通过怠于或者恶意行使诉讼实施权致害于利害关系人．确保能够从诸多具有相同或者相似法律地位的主体筛选最有利于民事纠纷彻底解决的当事人，并在相当程度上构成群体性诉讼机制的理论基石。然而，学界对法定诉讼担当尚未进行任何专项研究，有必要从本质、特征、界分、正当性基础以及效力扩张等方面对其基本范畴进行基础性研究．以期形成对其加以系统研究的必要共识。     

共犯理论能否在行政处罚中适用

共犯是刑法中的概念，在行政处罚中行政相对人和行政参与人违反了行政处罚法时，能否适用共犯的理论对其处罚，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议题。     

农村"两委"换届选举中党员群众民主意识状况问题研究

农村"两委"换届选举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其发展质量和持续性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党员群众的民主意识状况.当前,农村党员群众的民主意识状况总体呈现持续推进、日益强化的特点,但也存在片面强化、局部弱化两个相离的趋向,为此,必须不断健全完善法制,深入进行宣传教育,把各项法规政策落到实处,真正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