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同金融犯罪成员数额认定

共同金融犯罪"数额"认定对共同金融犯罪的定罪和量刑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共同金融犯罪成员数额认定,应当结合共同犯罪总额所达到的量刑幅度和各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综合考查。     

贿赂犯罪中引见者的定罪问题研究

在中国这样一个受到历史传统社会价值观影响甚深的国度里,"熟人社会"仍然是其主要特征的代名词,因此,在贿赂犯罪中行受贿双方的行为往往介入了第三人。第三人的"人脉"成为了促成贿赂犯罪的重要因素,其社会危害性很大,而实践中对第三人的行为准确定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第三人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况下更是难以区分行为的性质。本文认为应当从第三人有无职权、是否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来判断。这些判断标准是从刑法典的条文中衍生出来的,希望对刑法的研习者有所裨益。     

股东与法定代表人一起偷税是否认定共犯

针对本案而言．廖某是该电子软件销售公司的经理．对公司的经营具有管理权；廖某利用经理职务在单位犯罪中起了决定作用。正是因为蒋某和廖某的决定使单位犯罪得以实施；廖某与蒋某的共同商量．决定体现了该公司的意志。该公司股东只有廖某和蒋某．他们二人的意志当然代表了该公司的意志；杨某所实施的少开财税发票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少缴应纳税的结果均是在廖某，蒋某共同商量的前提下发生的．单位的犯罪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危害结果与蒋某。     

再论结果加重犯中共犯的成立依据

结果加重犯在刑法实务中屡见不鲜,在各国刑法中基本上都规定了对结果加重犯的处罚。但是对于结果加重犯中共犯的问题,许多国家的刑法并未作具体的规定,学者对该问题也各持己见,实务部门在具体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亦是经常做出迥异的判决。本文试图从外国刑法理论的角度对结果加重犯中共犯的成立给出肯定的回答,以期对司法实践的开展有所助益。     

片面共犯的范围界定及刑事责任探讨

片面实行犯、片面帮助犯和片面教唆犯符合共同犯罪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应予以认可,从而充分体现和贯彻刑法中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其刑事责任的界定也应按照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原则来处理。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客观行为的共犯论展开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四款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客观行为方式进行了明文列举。其中，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是立法上对必要共犯中的对向行为进行处罚的特别规定。介绍他人虚开，本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帮助行为，本条的规定是将共犯行为实行行为化，也应认为是一种特别规定。自然人介绍单位之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对自然人不应适用死刑。     

聚众斗殴罪基本问题探析

聚众斗殴罪系从流氓罪分解而来,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主体认定、聚众与持械的含义,以及聚众斗殴罪的转化犯等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值得重视,也值得探讨。在聚众斗殴罪的司法认定中,单方具有斗殴故意并实施互殴、单方聚众行为、临时起意、致无辜者伤亡及其他参加者的认定等问题较为复杂,需研究。在聚众斗殴案件的程序适用上,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被害人标准的认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责任人的范围和身份竞合时的赔偿责任原则及在逃同案犯另案处理与原审判决、裁定的衔接。     

仅仅负责看人质 沦为共犯受惩处

家住河南登封市中岳街道办事处的农民张爱民,一直被高利贷追债,遂起意抢劫。他发现富翁马某经常开着豪车,去吴友新所开的洗车行洗车,而马某的家就住在吴友新洗车行附近,便找到吴友新,密谋绑架马某9岁的儿子,但还需要一人负责看管人质。吴友新找到了好友侯立三,侯爽快地答应了。2010年12月30日早上,张爱民驾车与吴友新、侯立三一起来到马某所在的家属院楼下埋伏。10分钟后,马某9岁的儿子一人下楼来,吴友新将孩子强行拽进车内,拉到市郊一个僻静的山洞里。张爱民和吴友新吩咐侯立三负责看管孩子,他     

对共犯本质学说的反思

"共犯的本质"就是指关于共犯何以"共同"的问题,也就是什么要素"共同"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的问题,由此产生了"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的理论分歧。但总所周知的是,这两种学说都有各自的漏洞,因此,目前在理论界公认为比较合理的学说主要有两种修正学说,即部分犯罪共同说与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