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思等足坛假球案”中的受贿行为不宜认定为共犯

发生在中国足坛的"申思案件"揭示了商业贿赂犯罪中介绍贿赂行为的猖獗。对于本案不宜贸然按照受贿罪的共同犯罪予以处罚,而应当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明确所谓的"共同行为"是否是贿赂犯罪的共同行为。同理,对于一些"分别拿钱、共同办事"型的贿赂犯罪,也不宜一律按照受贿罪的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论我国刑法分则及司法解释对片面共犯的认可

对片面共犯虽无统一的认识,但考察我国刑法分则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承认应以共同犯罪加以处罚的.     

浅议开设赌场罪司法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结合办理开设赌场罪审查起诉案件的司法实践,就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认定、此罪与彼罪的区分、共犯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自觉摒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观念

转方式是老话题,一个"老"字,凸显转变之难。对有的企业来说,转方式意味着人力成本上升、环保支出增加,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政府而言,淘汰落后产能、关闭污染企业,同时要兼顾稳步增长;产业升级腾笼换鸟、脱胎换骨,必须统筹促进就业。转型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     

最高院出台司法解释 打击非法集资 明星为非法集资代言将以共犯论处

近年来,重大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屡屡发生。据统计,2005年至2010年6月,非法集资类案件超过1万起,涉案金额1000多亿元,每年大约以2000起、集资额200亿元的规模快速增加。     

共同犯罪中身份因素之探微

身份因素在共同犯罪的法律规定中前后存在矛盾,判断标准不一,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有较大的分歧,存在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嫌疑;共同犯罪中"共同"的标准亦即共同犯罪的本质是犯罪共同说是妥当的,但"共同"之程度还有待刑法解释的进一步完善;大陆法系中所称之身份犯排除犯罪支配理论,而改用义务犯理论,无身份者不能成为有身份者之正犯,却可以成为有身份者之共犯;认定身份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依然不能脱离共同犯罪的本质,义务是确定身份犯在共同犯罪中所处地位之唯一标准。     

论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与归责

本文通过司法实践中的两个判例,引出共犯脱离的问题,并对共犯脱离的发生阶段、体系地位、共犯脱离与共犯中止的关系、共犯脱离的判断基准以及脱离者的责任认定进行了论述。共犯脱离是共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应与共犯中止区别开来,在我国刑法中应赋予其独立的体系地位。只要存在共犯关系,就有共犯关系脱离的空间,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既遂之前的状态。关于脱离者的责任,其对后续行为和结果自然不需负责,只针对脱离前的行为单独评价,就不同的阶段,负担不同的责任。     

诉讼诈骗罪司法适用

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诈骗罪问题首先引发出罪与非罪的区别，并牵扯出诉讼诈骗罪的情节问题和诉讼诈骗罪与“滥用诉权”等概念的差异。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诈骗罪不仅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共犯形态、罪数形态和阶段形态问题，而且存在着较为复杂的结果加重犯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本着诉讼诈骗犯罪的事实真相，立于惩罚和预防的“双重正义”或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的“价值双赢”，恰当运用刑法理论予以把握和解决。     

即成犯、状态犯、继续犯的理论界分和评价

区分即成犯、状态犯与继续犯,对于共犯认定、追诉期限的起算、正当防卫的认定、新法的适用、共罚的事后行为的处理以及罪数的认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继续犯的显著特点在于,构成要件符合性能被持续性地肯定。伤害罪属于状态犯,但在被害人伤情恶化时有救助的义务,他人教唆不救助的,构成不作为犯罪的教唆犯;重婚罪属状态犯;拐卖妇女、儿童罪是即成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状态犯,拐骗儿童罪是继续犯;挪用公款罪是继续犯;窝藏犯罪基本上属于继续犯,但中途知情后维持现状的,由于行为人没有作为的义务,不构成犯罪;持有型犯罪是继续犯,中途知情而继续持有的,构成犯罪,同住的人发现对方持有违禁品不予阻止的,不构成共犯。     

无身份者能否成为身份犯的共犯

案名:余某、关某受贿罪案[基本案情]重庆万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万州商检局")移民迁建,时任该局局长的被告人余某安排其内江老乡被告人关某帮忙,向工程承包方肖某索要好处费20万元,并许诺事成之后给关某分钱。关某在余某授意她索要20万元好处费的基础上私自提高数额以中介费名义向肖某索要40万元。关某将其中的18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