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图书馆版权侵权问题探讨——以多起典型数字图书馆侵权案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数字图书馆建设方兴未艾,国内涌现出许多知名的数字图书制作商(如超星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用户也迅速扩大,几乎所有的高校图书馆和大多数公共图书馆都成为了数字图书的用户.然而,现实中由于没有取得授权而引发的著作权侵权纠纷却屡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自2002年至今,在北京地区此类著作权诉讼已过百起.     

我国ISP版权侵权责任的立法现状与立法建议

在所有关于网络版权侵权的法律问题中,网络服务商的版权侵权责任问题是国内外争论最激烈,立法进程最快的一个方面。笔者提出了应当对中国现行著作权法进行修改与完善以增加网络服务商版权侵权责任的建议。同时,也具体地提出了在著作权法中应当明确规定网络内容提供者与在线服务商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著作权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在线服务商享受责任限制待遇的资格、条件、规定OSP负有协助版权人查找直接侵权行为人的义务等几点的具体的立法建议。     

版权诉讼个案答复的实然功能与优化路径——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5个著作权个案答复的实证考察

根据帕森斯、莫顿等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一定的结构存在决定了功能的发挥。版权诉讼个案答复的申请主体与答复主体、答复形式与答复时间、答复事由与答复内容等结构性状直接决定了其司法功能的发挥。但是版权诉讼个案答复也存在答复文件形式不统一、名称不规范、答复主体弥散化、审级制度被架空等结构缺陷,需要从个案答复的制度化转型、最高人民法院的角色定位等路径对版权诉讼个案答复的结构缺陷进行优化,以提升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功能发挥。     

RCEP框架下中国—东盟数字版权保护制度研究

数字技术发展使得传播权的扩张动摇以复制权为根基的传统版权理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版权过滤义务对“避风港原则”产生变革、技术措施对合理使用制度产生冲击等。在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各国版权立法对数字版权中传播权及相关核心制度的回应程度不同,中国数字作品走向东盟国家面临缺乏法律有效保护、缺乏版权登记与交易协作机制、缺乏纠纷解决机制等问题。RCEP契合了中国—东盟数字版权保护的内在需求,中国应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涉外数字版权保护立法,以传播权为核心,体系化重构数字版权保护制度,建成中国特色的数字版权保护示范体系,推动东盟各国数字版权保护制度调适,并建立中国—东盟数字版权保护法律协调机制。     

内容平台版权许可纵向限制的反垄断规制

近年来,数字内容平台版权许可纵向限制行为引起系列反垄断争议,究其根本在于优质内容版权高度集中所带来的潜在市场封锁与创新减损风险,如何构筑符合内容平台特性的长效监管机制,推动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值得深入研究。对此,本文以内容平台版权许可纵向限制问题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剖析注意力经济下数字内容产业竞争与创新内核,明确内容平台纵向限制行为的限制竞争风险与反垄断规制路径选择;同时基于内容平台特殊性与规制难点,重构既有的反垄断分析框架,寻求符合其行业特性的反垄断分析方法与长效监管思路。     

论网络版权制度与数字鸿沟

文章探讨了世界有关国家网络信息传播权、网络合理利用制度、技术规避措施等版权规则对公众获取文献的影响,认为由版权制度引起的数字鸿沟应该值得关注.     

版权保护与创作、文化发展的关系

将版权的功能等同于鼓励创作,是对现实的过度简化。从作者的角度来看,个体的创作受到多重动机的驱使,版权只扮演着一个相对边缘性的角色。版权更重要的向度是在产业领域,其作用是在媒介稀缺和信息传递依附价值传递的产业环境下,确保知识的大规模商品化得以顺利进行,后者在客观上提高了社会知识的存量和传播范围,同时强化和扩大了作者作为一种职业的地位和范围。当前的媒介充裕和创作传播手段的分散化,催生了大众化创作,并使其成为自媒体时代公众之间重要的对话交流形式。同时,互联网的零边际成本和平台的网络效应与版权相结合,提高了版权人垄断定价的能力和网络版权的市场集中度。版权与文化繁荣的关系,需要在新的信息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类型化分析。一个宽松的文化发展环境、以产业政策为主导的规模化大市场、低成本的知识要素自由流动以及国家的支持和反垄断介入,是目前我国进一步实现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必由之路。     

区块链技术下数字版权保护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区块链技术能够准确、及时、完整地记录数字版权产生、使用、交易、许可及转让等一系列过程,解决数字版权确权、交易问题,也为侵权行为的追踪提供支撑。因此,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为当前数字版权管理提供了新的选择:构建了分布式账本区块链技术登记确权共信机制、智能合约区块链技术的数字版权交易履行机制、时间戳区块链技术版权电子证据存证溯源机制、智能合约区块链技术数字版权监管机制等四大机制,探索出版权确权、交易和维权一体化的版权管理模式创新路径,并从法律、技术、标准等角度建立统一的数字版权保护管理创新模式。     

数字藏品视阈下版权制度的变革与应对

数字藏品催生数字复制件的新型交易模式,其内在机理还在于去中心化的技术架构。以区块链为技术底层的智能合约创造了数字复制件的稀缺性与可交付性,使之可以类似于实物一样被占有、支配和交易。借鉴现有的民事权利体系完成数字藏品财产权的权利设计,其权利内容包括密钥控制权、移转权、永久收益权、销毁权等权利。但与现有财产权相比较,数字藏品财产权在权利主体、客体、内容等方面均实现了创新与突破。在文学艺术保护方面,现有的版权制度采用保护作品的设计思路;而数字藏品财产权则采用保护数字复制件的保护思路。元宇宙的产业发展,势必推动现有版权制度的变革,一方面,从作品思维之外建构数字复制件思维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现有的版权制度(诸如信息网络传播权、追续权等)也有必要契合新兴技术不断完善。     

“著作权”和“版权”术语之争的历史背景与理论基础(上)

“著作权”和“版权”两个术语均源自日本。我国自近代引入这两个术语后,由于缺乏系统性地梳理两个语词背后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导致两个称谓始终并存使用,给立法、理论和实务造成了诸多困惑,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版权”和“著作权”分别代表了“行为主义”和“对象主义”著作权立法观和权利观,后者更符合著作权产生的基本原理。我国在1910年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选择了“著作权”称谓,就意味着我国认同的是“对象主义”路径,那就没有必要轻易改换其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