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版权侵权问题探析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版权侵权行为日益常见。在对网络版权侵权行为进行认定时,应先考虑其是否符合侵权构成要件,但由于网络传播具有其独特的特点,对网络版权侵权行为的认定必然有不同于一般版权侵权之处,可结合超链接这一典型的网络行为对网络版权侵权进行认定。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探析

2018年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观点提出应限制甚至取消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对此,理论界存在各种声音,司法实践中也无统一的做法。上诉权是被告人的法定权利,上诉具有纠错、维权功能,保留上诉权体现了刑事诉讼追求的公正价值。从刑事诉讼客体理论和刑事诉讼构造模式分析,上诉权的保留有其必要性。因此,不应当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设置任何限制条件,更不应取消该权利。     

对无默契仲裁管辖权正当性的反思——以中国参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的实践为视角

中国现已转型成为资本输出与输入并重的双重大国,中国投资者与中国政府参与国际仲裁的案件量渐增。国际投资条约仲裁属于典型的无默契仲裁,争端当事方的仲裁合意通常体现于国际投资协定中。在梳理中国参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实例的基础上,研究无默契仲裁当事双方合意的形式、特征,反思其正当性危机,并对优化现有的争端解决方法提供建言。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可知,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背景下,中国仲裁机构应适时将投资争端纳入受案范围,其有效运作需要立法、司法、行政的各界配合。     

论惩罚的政治正当性

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为惩罚提供了道德正当性证成,但在民主的价值多元社会,道德的正当性是一回事,如何促成政治实践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在惩罚的道德证成之外,有必要开辟惩罚的政治证成道路。近代社会契约论者提供了不同的政治证成进路,当代契约论者罗尔斯提出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根据罗尔斯方案,国家惩罚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公民的理性而非某个道德原则,应该保留犯罪者的公民身份,合理限制犯罪者的权利,死刑是不可证的。     

论网络文学作品的版权保护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正在不断崛起,在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却不断遭受版权危机.由于网络文学版权与传统版权的特点不同,相关立法虽已基本成型,但保护效果仍差强人意.加强对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的保护应多管齐下,从源头到执法采取全面措施共同打击网络盗版.     

纽约书展之约

初夏的6月，我怀着美丽的心情和追寻精神财富的理念，参加美国纽约国际图书展览会。图书是全人类的共同思想财富，书展是世界出版人精神交流和版权交易的重要方式。图书展览与贸易，是人类从事知识产权贸易的重要场所，也是文化与科学成果展现的世界窗户，还是世界文学艺术的情感表达的独特方式，更是文化全球化的表现形式。     

论著作权法定许可的正当性基础

著作权法定许可的正当性基础可分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维护著作权多元利益平衡；其次增进言论自由和文化繁荣；最后促进衍生作品创作.其中,著作权多元利益平衡和保护言论自由是著作权限制制度的基本共性.但是,鼓励衍生作品创作,解决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衍生作品创作的法律困境是法定许可相比其他限制制度所独有的价值和作用.因此,著作权法定许可的正当性分析包括共性和个性的分析,两者共同构成著作权法定许可正当性的基础.     

物种入侵行为犯罪化的正当性根据之检视

人类从一开始就是在社会的共生系统中存在,而且这是人类生存的唯一形式。在今日的风险社会中,物种多样性的生态安全的重要价值,其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必然应成为随着社会发展而带来的必需刑法上的承认与保护,应当纳入法益的范畴。通过刑法来规制有意引种这种累积的损害生物多样性的行为,其根本目的并不是通过刑法来处罚这样一个造成微小结果的行为,而是旨在维护并强化公民对"社群公益负责"的观念,其更多的是对公民非给付公共善的责难,最终达到保护脆弱的人类共生环境的目的。因此,刑罚权的发动具有正当性。     

徐悲鸿维权

现今社会，中国公众的版权意识逐渐形成，维护知识产权的案例也随之增加。可是在几十年前的民国，人们的版权意识还相当淡薄，当时的法律对知识产权也没有任何相关规定，作者想维权也无处伸张自己的正义诉求，连大画家徐悲鸿，也曾因为知识产权打过一场官司。这场官司让他哑巴吃黄连，不仅败诉了，还产生了混淆视听之危害。     

网络世界的言论自由与政府管制

今年以来,国家相关部委陆续通过一些专项行动,维护了互联网正常传播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公权力机关出手整饬网络世界之法纪,在规范网络公共秩序的意义上无可厚非。然而笔者关心的是一个与此不甚相关但也更为重要的问题——政府公权力在哪些情形下,可以限制和干预民众借助网络公共平台进行意见表达与意见交换的正当法律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