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法与现代民法若干问题比较研究——以物权法为中心

本文以物权法为中心,从古代民法的有无、物权客体的分类、永佃权以及遗失物制度几个方面与现代民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不仅存在民法而且内容非常丰富,对之进行研究将对我国现今民事立法大有裨益的结论。     

我国物权立法借鉴的理性选择与反思--兼对《物权法(草案)》的回应

我国物权立法应选择最适合我国实际,又是当代最先进的立法经验为我所用。物权立法可以从英国财产法中获取有益的经验,也可以从俄罗斯立法经验中获得启示。我国物权法草案无论在内容上还是立法技术上都存在一些不足,应加以完善。     

简论职工劳动债权与有担保债权在破产清偿中的顺位问题

从1994年开始起草,到2006年的最终通过,《企业破产法》十二年迟迟没有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职工劳动债权与有物权担保的债权的清偿顺位问题存在争议。究竟何者该优先受偿一直是讨论和争议的焦点。本文在对两种观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公证机构赋予抵押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之法理探析

为适应维护金融债权的需要,公证机构近年来办理了大量的赋予抵押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业务。公证机构的这一做法,已为我国司法机关所认可,也被我国社会生活所接受。但是,有观点指出,抵押合同属于物权合同,而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公证机构可以赋予强制执行的债权文书是指债权合同,因     

从实物本位到价值本位——对物权客体的历史考察和法理分析

物权法是一个社会财产归属和利用的制度安排 ,其核心是所有权 ,但物权法最重要的内容是他物权制度。长期以来 ,大陆法将物权客体限定在有体物上 ,其内在逻辑是 :只有能够占有的物才能被所有 ,而只有能够所有的东西才能成为物权客体。尽管罗马法存在有体物和无体物区分并延续至当今大陆法 ,但将所有权定位在有体物上仍是牢不可破的原则。因此 ,大陆法中的物权法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维护所有权人对物的占有为目的的法律体系 ,而这一体系不能适应财产利用价值化趋势 ,妨碍抽象的不动产物权体系的建立。本文认为 ,物权本质上是法律保护一种利益 ,凡是具有一定价值且具有表现其外观的 ,就可以成为物权客体或纳入物权法保护。在这一意义 ,作者认为在不动产物权制度设计方面 ,我国应当借鉴英美法的地产权制度 ,使土地使用权成为支撑不动产物权的基础 ;在动产方面应建立对权利形态、信息形态无形物的物权保护规则。论文历史地考察了无形物及其围绕此进行的不同制度设计 ,并对我国物权立法提出一些基本想法。     

“中国司法助理员是好样的”

这是一次很特殊的调解。2004年4月20日上午,安徽省寿县安丰街道东街的居民何英(化名),来到我的办公室,她满脸泪水,言语吞吐,言谈中流露出要和其爱人离婚。我先让她坐下不要激动,然后开始向她了解情况。我问她:“你爱人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赵玉(”化名)。我一听心里一惊,赵玉,从掌握的资料,我知道他一年前因聚众斗殴致人重伤,前不久被判刑入狱,现在仍在服刑。     

论优先权在房地产执行过程中的法律保障

优先权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在法国、日本等国家的民事法律中得到了继承和完善。我国现行民事法律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优先权制度体系，但在《担保法》、《海商法》等民商事法律中。早已有了优先权方面的具体规定，如抵押权、船舶优先权等。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理论界对优先权所下的定义是：“特定的债权人依据法律的规定而享有的就债务人的总财产或特定财产（动产或不动产）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清偿的权利。”优先权的本质就是优先受偿权，其性质是一种法定担保物权，其作用在于破除“债权平等原则”，从法律上认定某些需要特别保护的债权以优先受偿的权利。房地产执行过程中涉及到的优先权包括抵押权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广义的房地产包括房产和地产，本文所论及的房地产仅指房屋所有权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士地使用权。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房地产纠纷案件逐年增加．房地产作为被执行财产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房地产执行过程中经常涉及到抵押权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执行人员只有熟练掌握我国法律对优先权的规定。执行工作中才能做到公正执法。依法保护优先权人的合法权益。     

解析提单物权凭证功能的内涵

针对提单物权凭证功能方面的理论争议,通过明确物权凭证概念的由来和含义,结合提单在国际贸易实践中的运用,并联系提单其他功能对此展开论述.认为提单作为物权凭证,不能是一种所有权凭证;而否定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认为提单是债权凭证则不符合历史实践;提单作为物权凭证历史地应是一种设权性的占有权凭证,在现今法律规定下,在有些方面其重要性有所削减,但占有权凭证仍有其独特作用.     

评《物权法(草案)》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

将物权法定与物权公示两项原则固定为实证法规范,这一做法本无不可。问题在于,我国物权法草案似乎颇有画虎不成之嫌,其相关规定或者几乎不具有规范品格,或者被错误地表述了规范构成。实际上,上述两项原则均非必得专列条文而置于总则,《德国民法典》即通过各具体规范加以体现。考虑到提取“公因式”之作业本就难度极高,1如果草案制定者无法在短时间内透彻地理解必要的法律理论,放弃在总则部分规定物权法定与物权公示两原则的想法,也许是较为明智的选择。     

安徽高院审理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司法实践

由于软件著作权本身的专业性,加之相关法律、法规的笼统、原则或者缺失,且鲜有成熟的案例可资借鉴,理论研究也相当薄弱,因此,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司法实践不免面对着诸多难点。近年来,安徽省法院审理了一批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实体方面,采取“创作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