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法系中律师资质的形成兼考英、美、法律教育制度

在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家中,律师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英国和美国。本文试图追寻英、美律师成长的足迹,来领略英、美律师的风采。在英国法学著作中,法律职业一词的含义一般仅限于律师。英国律师按照传统分为出庭律师和诉讼律师,在美国没有这种划分,有些国家即使有这种划分,也是可以兼任的,但英国划分的却极其严格,不准兼任。这种划分来源于１４世纪的英国,那时职业辩护人制开始出现。在普通法法院中能出庭的是高级律师（ｓｅｒｊｅａｎｔ）和出庭律师（ｂａｒｒｉｓｔｅｒ）,诉讼的准备工作则由称为代理人（ａ…     

论法律实施中的地方因素及其调适——以民国《党员背誓罪条例》为例

法律在实施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地方因素的影响。如果法律受到地方政府和司法的抵制,则必将大大影响其实效,甚至危及其权威性和公信力,从而迫使法律作出适当的调整。民国时期《党员背誓罪条例》颁布以后,虽然获得了地方政府的广泛支持,但也在学理上引起了一定的质疑,同时在地方司法中也出现了适用的困惑。这些客观情况的出现,迫使条例进行了调整,并最终随着刑法典的颁布而退出历史舞台。这一过程较为清晰地展现了地方因素对国家法律实施过程的影响,并通过这种影响最终推动着法律的调适与变迁,同时也展现出地方对于国家法治发展的回应与推动。     

侵权责任法与特别法及司法解释关系的法解释学思考

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过程中,应考虑到法解释的地位和作用,处理好侵权责任法与特别法及司法解释的关系。制定侵权责任法必须遵循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的法理,对侵权责任的一般问题和侵权责任的基本类型做出一般性规定,无特别法规定的,应做出比较全面的规定;正确处理与协调一般类型规定与特别法规定的关系。处理好与司法解释的关系,一是处理好侵权责任法与现有有效适用的司法解释的关系,二是处理好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后通过司法解释贯彻实施的问题。     

1925年改革与现代英国财产法

<正> 无论英国法的分类如何与民法法系国家不同,财产法总是它的重要部门。由于英国法具有发展的历史连续性的特点,现代英国财产法是经过各个历史时期的不断改革,逐步演变而来的,其中1925年的改革起了关键作用。一般来说,英国法的改革经过两个途径完成:一是对固有法形式(即判例法)的革新,包括普通法诉讼形式的运用和衡平法救济方法的创立;     

“史上最严环保法”须配“史上最严”环保特别法

正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以下称新环保法)。因为新环保法规定了更严格的法律条款和执法手段,因此,舆论对新环保法予以积极肯定,称之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史上最严环保法正式出台,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要有史上最严的执法手段;否则,新环保法只能停留在纸上,对加强和改进环境保护没有实际意义。新环保法奠定了对污染行为的处罚     

教会法的精神与历史

教会法是相对于世俗法而言的一种法律制度,曾是中世纪西欧罗马法和英国普通法之外另一主要的法律体系。公元325年,在尼西亚会议上,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306～337年在位）颁布了第一部正式的教会法,拉开了教会法发展的序幕。     

也论美国公共信托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为回应20世纪末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危机,美国广泛适用公共信托理论。公共信托理论是普通法的一部分,甚至可追溯至罗马帝国。实际上罗马法并没有信托的思想,其实质起源于19世纪的一系列来源,最基本的是旧/新斯多葛学派思想和公共资源应对所有人共同适用的自然法观念。此外,还有英国出现的君主制公共角色和个人角色之区别也是美国公共信托的起源。以历史为视角,追溯罗马法和普通法中公共信托思想的起源。     

当代英国刑事司法的特点

<正> 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体系的崩溃、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壮大、科技革命以及其它许多社会经济进程强烈地影响着英国的刑事司法。然而,英国的刑事司法至今仍然有其独特之处。     

A HERMENEUTIC APPROACH THROUGH ANTHROPOLOGICAL LENSES ON THE LEGAL REGULATIONS OF THE GIFT

From the very definition of the gift, two discourses apparently discourse claim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gift, while the legal definition from civil codes or common law jurisprudence claims the opposite that the gift is a free, unilateral and gratuitous 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will analyze a possible translation of the anthropological notion of the gift in the civil regulation of donation in order to see if the way in which law, encapsulating the social reality of gift exchanges by imposing a contradicting definition on the latter, still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spontaneous gift exchanges to take place under the opposed provided by the 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