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国刑事司法的特点

<正> 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体系的崩溃、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壮大、科技革命以及其它许多社会经济进程强烈地影响着英国的刑事司法。然而,英国的刑事司法至今仍然有其独特之处。     

论未成年人的刑事保护

从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的角度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保护属于特别法保护,如《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为特别法。本文是对近几年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法保护的总结整理。同时,建议修改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相关未成年人的部分条文规定。     

如何理解刑法中的“本法另有规定”——兼论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界限

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是必要且重要的,所谓"大竞合论"并不可取。在对我国《刑法》中的"本法另有规定"的内涵进行解读时,不宜采取"行为类型说"。"构成要件说"与"行为类型说"的真正争点在于是否承认特别法条的不周全背后存在"立法者的特别考量",两者间的分歧无法在教义学内部得到解决。在发生法条竞合时,应坚持"特别法优先"原则,主张例外情形下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的重法论立场不可取。通说将许多本为想象竞合的情形误认为法条竞合,从而制造了特殊情形下适用"特别法优先"原则会导致罪刑不均衡的假象。     

早期普通法中的司法与王权——英国司法独立的“中世纪起源”的再思考

司法独立的起源,往往被追溯到中世纪英格兰的普通法法院.但对于普通法法院形成之初的诉讼个案的考察却表明,尽管这一时期的法院已脱离于国王的人身而“自主运行”,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国王的干预.在涉及法律疑难与王室利益的重大案件中,国王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判决的结果;即便是那些表面上看来不利于国王的判决,背后依然可能隐藏了更深层的政治利益的考量.这一时期的法官自主性仍然是非制度化的,也无法等同于现代意义的司法独立的起源。     

关于构建我国商法体系的一点思考

长期以来,商法是否存在以及以何种形式存在,始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随着商事交易的日益频繁和广泛,商法已非简单地为民法的特别法。有学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商法现在已成为从其他专门法规里逐步分离出来的一种基本法。因此,本文旨在在分析范式立法的基础上,提出建构我国商法体系的一隅之见。     

试论普通法下公开权制度的发展及成因

<正>一、引言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贸易的全球化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当今社会的经济生活被公众形象地喻为"眼球经济"。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有效的方法来获取最高的公众关注度以便占有市场,无疑成为众商家开展商业活动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实践证明,"名人效应"成为一条最为直接有效的捷径,使各类名人成为了网络经济时代的稀缺资源。围绕名人的人格身份,人们惊喜地发现了长期"休眠"于其中的巨大经济价值,进而产生     

刑法的明确性与口袋罪之限缩适用——兼论“明确优于不明确”公式的运用

刑法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宪法上法律保留原则的子系统，包含着“明确优于不明确”公式。这一公式揭示了法条竞合中特殊的刑法适用规制，可以有效破解口袋罪之扩大适用的难题。基于构成要件明确性原则，当口袋罪与具体个罪均涵摄某种行为时，应优先适用明确的具体罪名，以防口袋罪发展成为“万能罪名”。运用“明确优于不明确”公式，可以化解罪数理论所不能解决的口袋罪与具体个罪之间的法条竞合难题，使法条竞合规则创新发展成为“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重法优于轻法”“明确法优于不明确法”的三元格局。基于口袋罪适用中的常态扩张难题，刑法教义学需要确立“明确法优于不明确法”的适用规则，以使口袋罪的适用形成一种“倒金字塔结构”，并根据口袋罪之保护法益的分级，正确确定“明确优于不明确”公式适用的例外情况，严格限制口袋罪的适用范围。     

英国宪政革命中的辉格党律师

英国宪政革命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过往法史学界大都将阐释的视角放在政治制度领域,法学界虽然有学者从司法角度对其进行解释,但这些解释大都将着力点放在了法官,而忽略了普通法律师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1678年至1689年间,以辉格党律师为代表的英国法律职业者在英国宪政革命中运用法律同专制王权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借助一系列事件和案件的处理,推动了英国宪政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