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艾滋病斗争--联合国艾滋病特别会议

2001年6月25—27日,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召开艾滋病特别会议,主题是“全球危机需要全球行动”。3000多名政府领导人、艾滋病非政府组织活动分子、国际组织代表、科学家、企业家、健康专家和艾滋病受害者参加了会议,其中有24名非洲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此次会议是联合国成立56年来首次就健康问题召开特别大会,表明艾滋病已成为一项全球政治议题。 召开背景 (一)艾滋病肆虐全球。艾滋病虽没有造成股市震荡、冲突频仍,却令人谈之色变,令全世界为之恐慌,它对人类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了已知的任何一种传染病。到2000年     

中国、IMF与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社会化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体现。以中国为例,在应对1997年及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实践中,中国形成了有管理的而非完全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对自身乃至世界经济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丰富并完善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中国实践的积极作用,开始反思既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承认有管理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的合理性并在全球进行推广。双向社会化理论是解释中国与IMF互动的可能路径,通过对双向社会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认知转变,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开始以自身经验及治理理念更多地影响世界,对国际经济治理产生了积极的建构作用。     

狭义无权代理人责任论

狭义无权代理人责任应定性为法定特别责任,无过失责任与法定担保是其内涵,保护相对人利益和稳定交易秩序是其目的.在责任认定判断方面,应将须有无代理权行为、本人未追认和相对人未撤回作为构成要件,以区别于其他责任限制因素;在责任承担方面,要充分尊重相对人的选择权,使之可选择请求履行或赔偿的救济途径,在适用赔偿救济时,需注意区分无权代理人的主观心态,来确定损害赔偿的对象是履行利益还是信赖利益,以求适用的准确和合理.     

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国际人权话语权的提升——以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为例

国际人权话语权是一国通过人权话语在国际社会展现人权观点、进行人权监督、实现人权主张,并以此影响全球人权价值和国际人权秩序的综合实力。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国际人权话语来影响人权发展的国际战略、规则和实施机制,从而发挥引领作用。中国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国际人权话语,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人权观念,补充和丰富了现有国际人权话语的内容和理念。中国提升国际人权话语权,不仅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宣传,更需要通过国际组织的相关制度安排予以落实和保障。作为最早建立的、最具影响力的联合国人权机制之一,特别程序在构建和实施国际人权话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中国利用特别程序不仅推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平等保障,推动了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改革,而且还促进了发展权在联合国人权框架下的实施,以及以发展促人权等人权保障模式及其理念的传播及影响力。随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以及人权主流化的推动,特别程序作为话语平台的作用日益凸显。面对人权问题全球化、国际组织碎片化和单边主义的挑战,中国应在坚持一贯人权立场的基础上,担当促进世界人权发展的责任,深度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运行和制度构建,强化与特别程序等机制的合作,增进联合国组织的人权职能,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增加的)权力与权利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的博弈——基于S省M市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S省M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调研,我们发现两大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诉讼权利和利益日益丰富,但权利保障参差不齐:同一诉讼权利在不同诉讼阶段得到不同保障,有些权利没有保障,进而言之,司法机关保障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和利益的情况与该权利是否对办案有影响,有多大影响等因素有关。其二,在现有诉讼模式下,法律赋予的权力更多在负面意义上发挥作用,其更好地保护了司法人员而非未成年人方;另一方面,法律赋予的更多的权利和利益却常常沦为形式上的权利,更确切地说,(增加的)权力与权利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的博弈中司法权力胜出,并且在当下司法语境下更可能导致更多的权力滥用,而非保障另一方的权利。     

司法审查介入高校教育纠纷的难点分析

对于高校教育纠纷案件而言,高校的法律定位是司法介入的前提性问题;高校在案件中的行为性质认定则决定了司法的介入范围;而司法谦抑性及法院对高校学术判断的尊重问题又涉及到司法的介入强度。从理论上对这些难点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正确认识高校的被告适格问题,对于合理确定司法审查介入的范围与强度也是有着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