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犯罪之犯罪客体再研讨

计算机犯罪在我国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典中确立,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的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中。计算机犯罪尽管在刑法上确立了,但确实也对传统刑法的某些领域产生了冲击,并且用规范“原子世界”的立法理论制定规范“比特世界”的法律原本不可避免地就带有缺陷。本文从立法现状、立法原意对我国计算机犯罪侵犯客体进行剖析,并且对计算机犯罪侵犯客体的归属进行了再研讨,从而有助于对计算机犯罪严密法网,有助于刑法的整体协调。     

浅谈职务犯罪的秘密侦查

当前，我国反贪案件的侦查模式基本上属于“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一般是在掌握一定犯罪线索、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获取更充分信息后，再以嫌疑人口供为基础搜集其他的证据。如果收集的其他证据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有所出人，就继续讯问。如此循环往复，整个反贪侦查程序基本上都是被动地围绕嫌疑人口供进行。这种“挤牙膏”的侦查模式极大地制约了反贪部门的侦查成本和效率。笔者认为，为适应反贪侦查的严峻形势，提高侦查效率，采用秘密侦查不失为一种切合实际的选择。秘密侦查是指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在严密的指挥和监控下，秘密使用跟踪、设伏、录音监听、摄像、伪装潜入等合法的手段，掌握侦查对象的动向，控制其活动，从而发现和揭露犯罪的一种侦查方法。秘密侦查对于反贪污贿赂案件的破获具有巨大的效应：     

破坏珍稀植物犯罪的司法实务考察

根据 2 0 0 2年 1 2月 2 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 344条的修改 ,作者在分析了该条修订背景和所蕴含的价值选择后 ,从实践角度指出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所列物种及其制品是破坏珍稀植物犯罪的犯罪对象 ,地方重点保护植物及其制品可有条件地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 ,部分非天然生长的珍稀植物及其制品也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 ,在确定破坏珍稀植物犯罪追究刑事责任起点时 ,数量指标不宜过大。     

由计算机犯罪所引发的思考

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已开始深入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网络犯罪也应运而生。在互联网上不仅可以实施以计算机系统为犯罪对象的新型犯罪,还大大便利了传统犯罪的实施,并赋于传统犯罪新的特征。计算机犯罪尤其是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巨大差异,对于传统道德观、法律观产生了冲击,对现行刑事司法协助也产生了冲击。     

坚定信心 团结协作 研究攻关 保障稳定——边疆地区犯罪对策专业委员会97年工作会议纪要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边疆地区对策专业委员会九七年度工作会议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乌鲁木齐召开。 专业委员会主任买买提·肉孜、副主任徐震同、杨征、杜建锡、杨海峰以及秘书长、副秘书长13人出席会议,挂靠单位新疆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领导张文华以及一些专家教授、乌鲁木齐公安局部分领导以及在     

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环境关系的调查与分析

近期的调查结果表明,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低龄化、团伙化、手段成人化、类型多样化等特点,而家庭环境不良或监督、教育方法不当,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下五种类型的家庭容易对未成年人产生不良影响:(1)残缺型家庭;(2)教育和抚养方式不良型家庭;(3)家庭条件优越和"经济运行不良"型家庭;(4)父母行为不良型家庭;(5)知识结构不良型家庭。由于家庭与未成年人的天然关系,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较之学校、社会更直接、更有效、更重要,父母的教育态度、行为方式和成长环境对未成年人人格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     

新疆毒情分析及对策研究

新疆的毒品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蔓延,吸毒人员大量增加,毒品案件成倍上升,“金新月”毒品对我渗透日趋严重,“三股势力”以毒养恐愈发明显,外流贩毒活动愈演愈烈,毒情更加严峻。今后一个时期,新疆受世界毒潮泛滥和国内短时期内毒害难以根除的双重影响,毒情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为此,要把禁毒工作提升到与打击“三股势力”同等重要的位置抓紧抓好,建立“三大机制”,完善“三库”网络,实现堵源截流,减少毒品危害。     

非犯罪化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非犯罪化是与犯罪化相对应的刑事政策中"轻轻"政策的现实化,其基本理念源自于刑法谦抑性、刑法不完整性和刑法经济性等观念.我国的"严打"政策是一种积极的犯罪化政策,它与非犯罪化政策正好处于刑事政策的"两极",从它们体现的刑法理念而言,两者是不相容的,但在预防、抗制犯罪的目标选择上,却又并不存在冲突.因此,为了把"严打"纳入法治的轨道,有必要结合相关刑事政策,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并得出科学的判断.     

对“治安承包“的思考

"治安承包"作为一种"本土化"的预防犯罪模式,其产生是世界警务形势与我国社会治安现状相结合的产物,它其实属于社区警务改革的诸多法门之一。建立在社区警务基础之上的"治安承包"是有相应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但也有令人思考的余地。     

“四要件论”——质疑犯罪标准引论

20世纪50年代引自苏联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在新刑法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废除类推制度后,缺陷凸现,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司法实践的要求,难以提供犯罪标准.依犯罪标准为目标的犯罪构成理论应坚持法定性和实践性原则,在科学地解释刑法中对犯罪的全部规定基础上,建立符合刑事司法实践内在逻辑、逐级深化的开放式立体体系.重构犯罪标准理论体系,对于落实罪刑法定原则、解决原理论与司法实践脱节的缺陷,满足司法人员定罪需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