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蹭ETC逃缴过路费的行为认定

[案情]犯罪嫌疑人黄某系上海某建筑设计院工程师,家住启东,工作单位在上海某建筑设计院。为了节省房租,经常驾车经沪陕高速往返上海启东两地。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9日期间,黄某某利用跟蹭前车通过ETC车道的方式,逃缴高速过路费共计191次,合计人民币5463元。本案中,对于黄某的行为定性,存在四种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黄某某紧跟前车过ETC逃缴过路费的行为是以秘密方式窃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应定性为盗窃罪。     

Small arm transfers and state complic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Challenging the limitations

Small arms have been frequently used in perpetration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thus need to be subjected to legal scrutiny. This piece attempts to contribute this aim by making a legal analysis of the issue of state complicity in arm transfers. Drawing a frame of applicable laws, i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Article 16 of the ILC Draft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where the notion of complic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is typically designed. Moreover, this piece finds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provided within this Article limited, and contends that the boundaries of liability for complicit acts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settings for a wider understanding of complicity.     

不同被害人视角下非法获取虚拟财产行为的定罪量刑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非法获取虚拟财产行为的规制需求正在不断提升。财产属性作为虚拟财产的本质属性,决定了非法获取虚拟财产行为需要从财产犯罪视角进行定性。从虚拟财产所有者与运营商作为不同被害人的视角差异分析,可知在进行非法获取虚拟财产行为认定时,若仅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进行认定存在局限性,没有考虑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与运营商同属被害人的问题。对此,可考虑构建不同角度的定性方式,在财产犯罪视角下按照犯罪行为实施日的市场交易均价对非法获取虚拟财产行为进行定罪量刑。     

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标准

为了使法益概念发挥应有的机能,必须妥当确定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法益的要保护性、法益的特定性、法益的融洽性与法益的可判断性,是确定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四个重要标准。禁忌与安全感缺乏要保护性,但国民的信赖、意志活动自由具有保护的必要性;此类犯罪中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不应当与彼类犯罪中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相同,不能因为不同的具体犯罪同属于某一类罪,就简单地将同类法益确定为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对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必须与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法程度相融洽,从而使保护法益与构成要件保持协调,而不存在任何例外。对具体犯罪所确定的保护法益必须具有经验的实在性,法益内容不能过于抽象和模糊,不应具有综合性与不确定性。     

利用职务之便转移他人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资金的行为定性

一、案情简介小李因寻衅滋事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而其随身携带的手机、银行卡、身份证等物品也依法被公安机关扣押。民警洪某系该案承办人并保管扣押物品,但其通过小李被扣押的物品重置密码,将小李在支付宝、微信钱包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账号中的余额4万余元转账到自己的账号上。一直到小李被取保候审,拿回自己被扣押物品时,该案才事发。     

电信诈骗案件中取款人的行为定性

一、基本案情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犯罪嫌疑人陆某某先后与“阿明”“六哥”“马哥”(均身份不明)诈骗分子相识,为对方提供银行卡实施诈骗,事后帮助提现并从中获利。期间,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明知可能被他人用于犯罪活动的情况下,仍将自己的银行卡及向犯罪嫌疑人彭某某等人购买的手机卡和银行卡出售给犯罪嫌疑人陆某某并从中获利5700元。     

刑法预防性立法对犯罪学之影响:困境与出路

当代风险社会及其构成要素,是互相联系、互相成就和互相影响的刑法学与犯罪学的共同知识场域。预防性立法模式在刑法立法实践中确立,预防型犯罪也被简化为安全的技术辅助。犯罪学研究的犯罪现象、原因和对策随之发生变化,其研究范式也便面临危机和挑战。针对预防刑法的“事前法”特征,对其进行研究的犯罪学也应转向“事前”犯罪学。事前犯罪学在传统的“现象-原因-对策”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更应进行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的转化,为预防性立法走向理性、科学和合理贡献知识。事前犯罪学理论知识,要进入预防性立法的决策场域,就应寻找适合预防性立法的犯罪学逻辑体系。其展现的知识逻辑和问题意识,不是要和预防刑法知识体系合谋,而是要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整合和构建恰当的研究范式和知识库存、跨学科借新智、打破传统事实学窠臼、遵守法治精神,据此走出困境,也为预防性立法提供根据。     

我国少年刑法立法的体系化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17条的修改是我国推进未成年人犯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起点,少年刑法立法的体系化仍然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及犯罪预防法律制度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和全局性实践问题。根据发展犯罪学的非正式社会控制论,人生历程中未成年人停止犯罪的变化性普遍存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稳定性则是刑事司法机关制裁经历使其丧失多方面均等发展机会后的累积效应。因此,建议坚持保护未成年人免予犯罪化权利的基本立场,逐步推进未成年人定罪条件特殊化与非刑罚处罚措施司法化的制度创新。     

建筑学格言与犯罪学研究的展开

建筑是住人的机器、凝固的音乐和石头的史书,这是建筑学的三条格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筑艺术可以折射出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包括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建筑与犯罪学研究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人身危险性研究的谱系学分析

人身危险性是刑法研究和实践中经常使用的概念。作为犯罪学创立后诞生的概念,国内学者对其论述较少,且多是从刑法规范角度入手。结合哲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进展来分析法学领域中人身危险性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可以得出人身危险性研究的路线始终是围绕先天危险性和后天危险性展开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