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贿犯罪的法律思考

一、认定行贿罪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思想认识有偏差。1、对行贿罪构成要件之一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认识未统一，以致影响对罪案的认定。     

消极身份犯概念之考量

身份犯是刑法中一类较为特殊的犯罪,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类犯罪的构成要件中对犯罪主体往往有一定的限制。对身份犯的研讨不仅关乎身份犯自身体系的建构,而且与共犯与身份问题的解决也密切相连。但是,我国学者在身份犯概念这一基本问题上的研究则显得多少有点混乱。因此,对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身份犯概念进行反思,重构身份犯之应然概念,实属当务之急。     

论一般赃物犯罪的客观要件

一般赃物类犯罪的犯罪对象“赃物”应包括物品和收益两大类。对一些特殊物品及其收益,如违禁品应区别对待: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按独立罪名定。善意第三人占有的赃物丧失了赃物的属性。变卖加工后的赃物仍然是赃物。一般赃物犯罪的客观行为包括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赃物。     

单位犯罪主观构成及其认定

单位犯罪是单位为谋取自身利益,在单位整体意志支配下,通过单位成员的职务活动而实施的否定法秩序的行为.它与自然人犯罪、共同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等有诸多不同,单位犯罪的行为动机为谋利,其意志体现出整体性,其主观罪过形式表现为故意或过失.     

重构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反思性检讨

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典型的古典证明责任的立足点在于实体法法律规范性质的分析,该理论自提出以来历经德、日民事法学人的沉淀洗练,曾成为学界的通说。但是,法律要件分类说不但在规范分类、间接反证、主观举证责任分类标准等问题上难以理清各种理论纷争,而且其对于动态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转换以及与证明标准的关系缺乏必要的关注,也难以与现代民事诉讼的辩论主义、争点整理程序相协调。我国民事证明责任改革应当从"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迷思中走出,以"阶段的举证责任论"来重新构建我国的民事证明责任。     

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思维模式

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包括涵摄和等置两种不尽相同的思维模式。在犯罪构成要件含义明确的案件中,凭借经验就可以判断出事实要件是否符合对应的构成要件,这是涵摄的思维模式;但在构成要件含义不明确的案件中,必须通过比较事实要件与构成要件的典型事实是否具有法律意义的同一性来判断事实要件是否符合对应的构成要件,这是等置的思维模式。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再反思

我国犯罪构成在体系结构上与司法实践存在着严重背离,将犯罪客体驱逐出犯罪构成体系并将独立的违法性判断引入犯罪构成体系是解决这一现状的根本途径。     

家庭暴力犯罪的成因及其防治对策的思考

家庭暴力犯罪是一个全球性的长久存在的社会问题,它严重地危害了社会治安,破坏了家庭稳定和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要防治家庭暴力犯罪,必须分析家庭暴力犯罪的构成要件,科学界定家庭暴力犯罪的概念,探析家庭暴力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从法律、道德、社会救济等诸多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对家庭暴力犯罪进行防治,从而达到维护家庭社会的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试论交通肇事罪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但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以及因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则要加重处罚。在司法实践中,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比较多,行为人主观上又多为故意,因此对行为人的行为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同时在处罚时也应将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加以区别对待。     

论背叛国家罪及其认定

本文立足于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 ,对背叛国家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认定中的罪与非罪的界限、一罪与数罪的界限及其犯罪形态的界定等几个重大而疑难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