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婚姻判断标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尚未建立科学的婚姻判断标准体系，判断婚姻的主要标准，就是单一的婚姻效力判断标准。不论是什麽形态的婚姻，都用婚姻有效无效标准判断。这种婚姻判断标准，不能满足理论与实践的需要，容易造成对不同婚姻形态的误判。因此，应当建立以婚姻的属性要件、形成要件和效力要件为评判标准的科学评判体系。     

法律事实的实证探究

法律事实及其与事实、客观事实、要件事实、裁判事实等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法律事实研究的基本线索.法律事实是事实的一个种类,二者之间的种属关系是界定法律事实的基础.客观事实并不是法律事实在宏观上的对应范畴,只有在微观层面,相对于可能受主观因素影响的要件事实和裁判事实才有其意义.要件事实与裁判事实存在着质的区别,对法律事实的研究必须区分这两个概念才能够得到深入.     

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三个问题——以李庄案为例

李庄案不但涉及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司法认定，而且还涉及一系列基础的犯罪论问题。李庄“利用会见龚刚模之机，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的行为，不能毫无例外地简单地认定为辩护人帮助伪造证据的行为；同时，不能将一般的“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而应明确限制为“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指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同时兼备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双重特征，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结果犯，作为李庄无罪辩护的实体法理论依据本身缺乏充分的刑法规范依据和刑法理论支撑。我国应采取明确限缩犯罪成立最低规格的立法政策和立法技术，重新构建中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中国犯罪构成论体系内将标准的犯罪构成、修正的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最低规格标准等犯罪论关系范畴进行周延的逻辑梳理，实现中国犯罪构成论体系的逻辑自洽。     

中国通论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评判

如果将犯罪构成理论理解为解释法律的理论体系，那么理论体系的设定就应当遵循安全性、可操作性两个价值前提。依据这两个价值前提评价我国通论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的一次性评价的体系设计，出罪通道的不畅通，导致刑法运行安全方面的保障欠缺；将一个总体的犯罪评价对象即犯罪行为，拆分为四个方面的理论体系思路，难于符合人的一般思维习惯；具有可操作性方面的问题。因此，通论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不具有选择的合理性。     

重婚罪犯罪构成之我见

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本文主要从犯罪构成方面对重婚罪进行剖析。     

商业秘密的与商业秘密侵权的认定——以“天府可乐”配方及生产工艺商业秘密案为例

商业秘密因其的极高的价值性,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得到重视。其中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是商业秘密研究的核心。商业秘密的研究的目的在于为商业秘密的保护提供法律方面的指导。什么样的行为构成商业秘密侵权?本文从侵权的主客体以及侵权行为的主客观方面进行了剖析。     

保险诈骗罪之立法评价--对刑法第198条的思考

为解决保险诈骗罪认定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建议以保险诈骗罪所应保护的法益为切入点,结合保险合同关系在保险诈骗行为中的必要条件,重新构建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同时,为保持刑法理论的协调,贯彻罪刑相当原则,删除刑法第198条第2款规定的数罪并罚,并适当提高本罪法定刑;修正第4款,将"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提前,作为共同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以满足刑法总则中共同犯罪成立的条件.     

法定犯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造

行政前置性要件作为刑法分则个罪中的限制性要件,强调行政处理优先性,包含着以刑罚处罚确保行政执法效果的制度期待,是刑法谦抑性的新表达。在法定犯日趋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中的犯罪化不可避免,单一强调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均存在较大副作用,在个罪中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重视法益恢复在阻却犯罪成立中的积极价值,有利于追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最佳平衡点。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在于部分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立法者在增设法定犯时,若认为该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并且不直接涉及人身法益,当优先考虑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     

文化模式与犯罪构成模式

中国文化模式属于机体宇宙论,与＂天人合一＂的自本体观和直觉体悟的认识论相关联;西方文化模式属于机械宇宙论,与＂征服自然＂的他本体观和逻辑分析的认识论相关联。中国的犯罪构成是机体的犯罪构成,即个要件之间具有内在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通过相互作用形成协调一致、不可分割、相互制约、＂荣辱＂与共的有机体。     

挂靠型企业负责人主体身份认定问题研究

本文案例启示：对挂靠型企业负责人主体身份的认定，应当先确定挂靠型企业的性质，即从工商注册资料、实际出资主体、经营管理活动、财产分配方式、风险责任负担五个方面综合判断。如果是国有性质，需进一步考察其是否符合普通贪污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如果是私营性质，则需考察其是否符合特别贪污罪的“受委托”的要求。如果均不符合，便可得出不构成贪污罪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