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执法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研析

土地执法领域行政非诉执行是行政执行体系的重难点,也是行政违法监督的突破点。浙江对违法占地案件实行“裁执分离”,即以裁定行政机关组织实施为原则,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后,行政机关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依法能动履职;怠于履职的,检察机关应当予以监督。监督过程中,检察机关要注重程序与实体并重,开展全方位监督;注重“一手托两家”,推动穿透式监督;注重释法说理,实现共赢式监督。此外,还需以穿透式监督理念为牵引,着力破解“程序空转”;以大综合一体化改革为支撑,着力提升监督质效;以法促善治为落脚,着力助推基层治理。在此基础上,一体解决依法行政和社会治理层面的共性问题,助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商事领域“非吸”犯罪案件的审查认定

在商事领域中,“非吸”犯罪常以合法经营形式存在,其大量吸收社会公众资金,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实难防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列举了多种以开展正常商事活动名义实施的非法集资犯罪行为模式,并指出该类犯罪的实质审查要件为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及社会性。审查该类案件,除了要准确把握涉案行为的性质,做好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还要处理好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区分、主从犯认定、犯罪数额认定及退赃退赔行为对量刑的影响等问题。     

在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向在西安事变中作出贡献的爱国志士们,向所有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前辈和牺牲的先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西安事变是中国20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加快侵略步伐,加紧进攻华北,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在国家、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及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力     

兼容并蓄抑或择一从之——试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取舍

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作为公司内部两种不同的监督方式,已同为我国上市公司所采用。但是两者能否真的“兼容并蓄”,或者必须忍痛割爱,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通过剖析独立董事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来论证独立董事制度必将替代监事会制度。     

一人公司性质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和公司制度的发展,一人公司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立法所承认,我国新《公司法》也已确立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法地位。学者们大多只是从实践角度论述一人公司存在的合理性,对于一人公司的性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对一人公司性质的评判应当突破传统理论框架,在更为科学的层面上予以重新认识。     

民事执行和解协议实质化审查的必要性及构造路径

通过实证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以及规范研究法对目前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司法实践现状进行研究后发现,在执行部门仅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被动的形式化审查情境下衍生出了司法实践中执行和解协议实际履行效果不理想、救济途径不通畅、执行和解协议泛形式化严重等困境,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和司法权威的树立,为了破解困境,可尝试提出构建以当事人中心主义为基本原则、将意思表示真实作为主要审查对象、采用内容合法性与合约性交叉审查的方式并保持公权力介入的谦抑性为基础构成要件的实质化审查制度。     

俄罗斯公司的非一元独任执行机关——立法与实践问题研究

通过对非一元独任执行机关的法律构造展开讨论,以商公司为例就如下相关前沿问题进行研究：非一元独任执行机关的模式、多经理间的权能分配、超越所授权能限度的后果,共同或单独行使权能的多位经理的任命、其权能终止特征与对商公司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可以得出结论：在非一元独任执行机关的活动中所存在的缺点,有些能够得到克服,而有些则需要通过对立法进行变更来得到抑制与完善。     

东北地区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国有股份拆分托管经营模式初探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过程中,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公司在经历了长期的制度改革后又开始面临新的问题。鉴于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公司的特殊性质,股份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失效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客观情况。利用资产管理公司对大型国有集团公司的国有股份进行拆分托管经营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新途径。     

权衡于奖惩之间：多任务情境下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逻辑

政策变通执行是基层部门在多任务情境下的普遍选择。在层级节制的目标考核制下,自上而下的激励机制和问责机制约束着基层部门政策执行行为。论文从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两个维度出发,将基层部门执行的政策划分为低绩效低风险、高绩效低风险、低绩效高风险和高绩效高风险四个类型,与之相对应地归纳出象征式、行政式、运动式和政治式四种执行策略。在此基础上,论文对D街道办事处同时执行多项政策任务的行为过程进行分析。案例研究发现,面对多项政策任务,基层部门通过考量单项政策的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均衡不同政策之间的“激励-问责”强弱组合差异,遵循“在可接受的惩戒下寻求奖励的最大化”逻辑,选择不同的策略变通执行各个政策。论文拓展了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选择的分析视角,不仅揭示了目标考核制的激励与问责机制运行特征及影响机理,也剖析了基层部门对不同政策的偏好及执行策略选择的内在逻辑。研究结果提示,调节与把控基层部门的政策变通执行行为,既要平衡单个政策的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之间的关系,均衡不同政策之间的“激励-问责”强弱组合,也要完善过程和结果相结合的考核模式,改革文本层面的数字考核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