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撰写《平北抗日根据地碑记》

我在赤城县政协担任文史资料科科长,多年从事文史工作。在2012年九届县政协开局之年,我受领导指派,为赤城县委、县政府代笔撰写了《平北抗日根据地碑记》。这是我第二次写碑文。第一次是在2009年,那年,经七、八届政协主席蒋瑞海发起,由政协常委、实业家王贵龙投资2000万元兴建的胜海寺竣工了。我按照蒋瑞海主席的吩咐,分别撰写了《重修胜海禅寺碑记》《胜海寺功德碑文》两块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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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时局Ⅱ-未来二十年的大趋势与变革方略》高连奎,秦逸飞/著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根据世界银行的算法,中国不仅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一,而且实体经济的总量已是美国的2~5倍。没有了标杆的中国如何改革将是一个更难的问题,中国如何才能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变成引领全球进步的世界第一"文明大国"?这是本书所思考的问题,也是中国未来二十年所面临的问题。本书以世界大潮流为背景进行分析,梳理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兴衰变迁。     

干净干事是干成事的重要保证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坚持清正廉洁，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做到干净干事。最近，我阅读了玉林市委金湘军书记在第十七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推荐的《干部是干出来的》一书。作为一名纪检干部，我从中懂得了其中“干”的含义，更进一步懂得了“…要干活，二要干净”的现实意义。     

我的外婆

在重庆的童年岁月我完全生活在母系氏族里。爷爷奶奶在南京,爸爸在西安电视台工作,我和外公、外婆、妈妈一起生活。外公不常看到,他早先在西南局（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一个高干招待所工作,后来到一所离家很远的外国语学校工作了,一周回家一次。外婆在重庆日报社上班。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妈妈从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调到西安电视台和爸爸团聚去了,我就被彻底丢给了外公外婆。外婆是苦出身的家庭妇女,只有初小文化。     

宋代狱空制度对当前看守所改革的启示

中国古代的狱和当前的看守所在性质和作用上极为相似,宋代的狱空制度为看守所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主要表现在最高权力机关对刑狱的重视、系囚按照管辖权分类关押、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人文素养、加强看守所的外部监督、建立清理留狱的激励机制等五个方面。     

“福”与“祸”的辩证法

正泱泱万物,芸芸众生,生乎天地之间,遭遇的命运常常是得失相因、祸福相依。史有"塞翁失马"的故事足以说明这个道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现实生活中,"李以苦存,井以甘竭"本身就蕴含着"安危相易、得失相生"的辩证哲学,而虎死于皮、鹿死于角、熊死于掌、象死于牙,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人们,因高贵而得祸者不胜枚举、屡见不鲜。大千世界,宦海浮沉。荣华富贵、功名利禄,虽然让人向往、使人迷恋,但其间也有着"福"与"祸"相生     

狱侦耳目的证据法问题分析及制度完善——从张辉、张高平冤案视角的反思

浙江张辉、张高平冤案反映出我国刑事司法运行中很多普遍性问题。狱侦耳目制度的滥用是酿成此类冤案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从法制视角解读狱侦耳目,其身份具有合法性,证人证言具备证据能力,只因制度滥用才导致冤案发生。应当从明确管理部门、强化奖惩机制、加强多方监督制约、严格法庭审查等方面完善狱侦耳目制度。这将对加快侦查程序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真正还原案件事实、进一步预防和消除冤假错案、促进司法公平正义有所裨益。     

继承、移植、形塑与创新:中国刑事警察制度的演进

作为近代刑事警察组织前身的侦缉队,脱胎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捕快与衙役。清末与北洋政府时期,警政当局多模仿日本警察建置,将侦缉队隶属于司法科统辖。九·一八事件爆发后,国民政府借鉴德国警察制度,形成"以特控警"的刑事警察理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警察制度对国民政府刑事警察的法律规制、组织结构与刑侦技术均产生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创新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事警察理论。近现代刑事警察制度的演进历程,既是对传统中国社会治安管理因子的部分继承,也是在变换的国际局势下对外国警察制度的被动移植,并且是根据中国国情需要对移植警察制度的主动形塑,更是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刑事警察话语体系的创新打造,凸显出近现代中国寻求、探索适宜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艰辛与曲折。     

司法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晚清司法改革的价值变向

作为对外部挑战与内部情势的司法回应,晚清修律和司法改革运动首先意味着司法理念与司法原则的历史性转变,进而标志着一种区别于传统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近代型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应运而生,展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司法文明进步成长的历史图景。这场司法变革运动的启动性举措,乃是删除最重之法,推行恤刑庶狱,彰显了司法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从而为编订《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近代中国法律与司法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两件基层国土所长的贪腐案例引发的思考——派出机构不可“一派了之”

我国的不少重要行政执法部门为便利群众、有效执法而在辖区设置派出机构，如公安局的派出所、工商局的工商所、国土局的国土所等。派出机构代表本部门在辖区进行执法活动．且这些派出机构的负责人手中都对执法事项和所里事务有一定的决定权。我们在执纪工作中发现，派出机构往往是违纪现象的高发区。以国土资源部门为例，近两年来，我们运城市盐湖区纪委查处的基层国土所长严重违纪案件就达6起，数量之多令人深思，其中南山、北城两个国土所长的问题较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