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剖析所谓“债务陷阱外交”论

从2017年开始,国际舆论较为频繁地使用债务陷阱外交描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战略目的。从经济角度衡量,中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条件并不苛刻,且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之前,大量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就已经出现明显增长趋势,并不存在一带一路引发系统性债务陷阱的问题。因此,债务陷阱外交论缺乏经济基础。进而可以发现,东道国及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在债务陷阱外交论产生与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地区环境与国内政治选举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案例研究分析了债务陷阱外交论在典型国家出现、传播与发挥影响的机制。一带一路项目往往与东道国执政者政治捆绑,国内权力更迭导致的国家发展战略变动,为该国政府改变自身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创造了空间,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也显著影响政策变化的幅度。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既要与东道国进行双边互动,充分重视东道国国内不同力量的博弈,也要注意到沿线国家所处地区政治环境对该国能否持续参与一带一路构成制约。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多维的视角进行思考,超越传统的紧盯美国的对外政策模式,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营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     

地方政府与企业环境治理合作关系的形成——以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为例

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一直面临着三个挑战: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过高,企业的环境成本与收益不确定,监管方成为被监管方的"俘虏"。在环境危机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了运动式的环境治理方式,企业面临着不确定的环境管制。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往往形成了"同谋"和"零和"关系。在目前中国环境管理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能否形成合作关系?本文以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为案例,探索可能的路径和政策选择。     

舆论环境的变迁与政治传播观念的变革

信息化时代舆论阵地呈现网络化,公众主体意识觉醒,主流舆论失去垄断性,社会矛盾快速表面化,国内问题容易国际化。舆论环境变化给舆论引导带来困难,信息把关难以控制,民间舆论稀释了政府声音,传统媒体遇到公信力危机,国际传播陷入了舆论的旋涡。要推行民主执政,公开政务信息;收集研判舆情,及时化解国内意见;熟悉传播规律,搞好国际传播。     

全球环境问题呼唤全球治理

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对环境问题的全球治理已迫在眉睫。全球环境问题的特点要求探索环境全球治理的途径,主要应在发挥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进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建立有效的环境保护机制等方面加强研究。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其法律对策

环境群体性事件具有发展形势严峻、预警较易、参与者诉求多样化、地域不确定的特点,其中既有公众环境意识提高、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积极原因,也有我国环境法制体系不完善、环境与发展未协调、环境问题自身特点因素所致的消极原因。处理事件的法律对策,包括健全并修订环境标准,消除环境立法领域的冲突与盲点,引入环境风险防范原则,健全公民环境权司法救济的渠道以及依法处置和预防该类事件等方面。     

社会文化环境与精神文明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培育和发展良好的、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并由此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论环境与资源诉讼中的公益理念

环境权从某种意义上属“社会性”权利 ,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 ,这一权利都带有明显的公益色彩。为保障公民环境权的实现 ,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经验 ,放宽对环境诉讼起诉资格的限制 ,对现行司法制度进行制度创新     

寓教于乐：正确看待原版电影对于大学英语学习的推动作用

英文电影是英语语言教学的有效手段,电影语言情景直观、真实具体。原版电影作品的引入能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有利于学生感受真实的交际语言,提高听说能力,增强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学习。越来越为广大师生所接纳和使用的英语原版电影这种新型的媒介方式极大地推动了大学英语的学习。     

优化完善用人机制实现干部能上能下

推行干部能上能下制度是新时期干部制度改革的重点,也是深化干部制度改革的关键。种种原因造成了干部只能上不能下,干部不能下的问题成为改革的难点。通过树立正确观念,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健全机制,拓宽干部“下”的渠道;完善考核细则,准确把握干部“下”的标准;采取有效措施,合理安排“下”的干部等措施,建立完善的领导干部“能下”机制,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干部制度改革问题。     

论环境健康与政府环境责任

通过分析自然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指出环境健康问题的严重性,而在环境健康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根据法律规定,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环境责任,根据政府对环境责任的错误认识提出了要狠抓落实环境民主,改进现有政府环境理念,达到环境善治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