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监管的欧盟新方案与中国镜鉴——围绕《数字服务法案》《数字市场法案》提案的探析

随着数字科技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许多在线平台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了垄断态势,侵害消费者在接受数字服务方面的合法权利,限制了其他体量较小或起步较晚的其他中小型在线平台的健康发展。欧盟近期出台的《数字服务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和《数字市场法案》(Digital Markets Act)两份法律草案,将矛头直接指向大型在线平台,意图厘清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着眼于遏制大型在线平台的不正当竞争及垄断行为,从而规范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秩序。《数字市场法案》旨在解决数字市场所存在的不公平竞争情形,而《数字服务法案》则要求大型在线平台就其所实施的各类非法行为承担更多责任。两项法案的推动者强调数字市场的规则制定不应让渡给企业,而应由政府介入。借鉴参考欧盟在反垄断规范制定和执法具体机制设计等方面的做法,我国政府监管部门亟须完善平台责任承担相关立法,明确违反义务的惩罚措施;建立责任与规模相对应的制度框架,积极落实平台义务;引入数字服务协调员制度,减少数字市场的垄断冲突;夯实反垄断机构建设,提高反垄断执法能力水平。     

公众诉求与回应性监管:基于政务热线大数据的社会性监管创新——对三类社会性监管领域的比较分析

政府监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传统社会性监管重视政府和监管对象之间的互动,而忽视了公众诉求对政府监管的有效作用。运用北京市政务热线大数据,对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医疗卫生三大社会性监管领域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各领域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在不同时空颗粒度存在聚集和离散效应。环境保护诉求的公众聚集度最高,食品安全诉求的回应比例和公众满意度最高,医疗卫生诉求的回应时长最快、解决率最高。三个监管领域公众诉求的回应,共同受空间维度和政民互动程度的显著影响,时间维度与区域属性影响则依监管领域自身特征呈现差异。链接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性监管,可为大数据驱动的社会性监管创新提供实证支撑和实现路径。     

将青春奉献给蔡庙

我在蔡庙村已经工作30多年了,从1985年担任村干部开始,我就在想怎么能把村里建设得更好。2008年,我开始担任蔡庙村的村支书。刚上任的时候没什么信心,感觉这么多年村里的经济和环境都没什么大的改观,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2009年,渔薪镇准备建设一个美丽新农村试点。一开始,渔薪镇的试点不是我们村,后来通过我们不断地做工作,积极争取,我们村成为了试点。     

基于三级预防理论的污染环境犯罪防治体系构建

污染环境犯罪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一种犯罪形态,针对该类犯罪的预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环境犯罪治理所应具备的科学理念。基于三级预防理论建构犯罪预防体系是应对污染环境犯罪问题的有力策略。初级预防需要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居民环保意识、构建多元环境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社会预防。次级预防需要从严控企业环保准入、建立排污实时监控系统,增加犯罪成本与风险、加强环保监督等方面进行情境预防。三级预防需要从完善环境立法、加强刑罚力度,搭建联合执法平台、健全环境执法队伍等方面进行刑事司法预防。三个不同层级的预防手段针对不同的对象和情形,相辅相成,形成密不可分的污染环境犯罪预防体系。     

环境风险防控中的行政裁量

由于风险防控的特殊性,环境问题的综合性以及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需要,行政机关必须在环境风险防控中进行行政裁量.从行政过程论的角度看,环境风险防控可以分为风险评估、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三个阶段.在风险评估阶段,行政裁量主要针对专家选拔,为防止行政机关通过影响专家选拔从而操纵风险评估结论,应对这一阶段的行政裁量加以明确限制;在风险沟通阶段,行政机关对于公众参与及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程度、效果等享有裁量空间,有必要强调建立和完善民主统制的保障;在风险决策阶段,对于“风险”的要件裁量,涉及高度科技背景与专业判断的事项,属于行政机关专业判断范围.对于利益衡量的效果裁量,现有裁量空间并非不足,应设计程序制度从整体上对环境风险防控中的行政裁量运行进行较好地规制.     

论新时代我国殡葬文化建设的伦理向度

殡葬工作是民政工作的重要一环。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强新时代我国殡葬文化建设,推动实现“逝有所安”这一新时代美好生活应有之义。新时代我国殡葬文化建设蕴涵着辩证审视生死、感悟生命意义的生命伦理向度、保护自然环境、推行生态安葬的环境伦理向度、倡导文明祭扫、建设乡风文明的文化伦理向度。基于伦理向度对此予以综合考量,一方面有助于明确实践路径,为加强殡葬文化建设提供伦理向度的价值指引、实施手段与价值准绳,另一方面能够加深思想认识,使我们面向实际场景不断丰富殡葬伦理思想,着力构建新时代殡葬伦理文化建设新图景。殡葬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缩影,以建设发展此项工作为契机,也能有效促进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更好地推动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     

检察机关能否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法律上至今尚缺乏明文规定,实践中为适应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个别地方的检察机关积极尝试作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被法院受理。究竟应该如何解决环境污染纠纷,如何看待实践中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争议很大。近日,本刊与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共同组织研讨会,邀请专家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食品安全地方立法的重大疑难问题解析——以起草《重庆市食品安全条例》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善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充分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翻开了新的篇章。笔者于2008年8月受托主持起草并参研重庆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委托起草项目《重庆市食品安全条例》,课题组历时1年,通过深入考察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经过8次修改,终于完成该《条例》起草工作。该项目已于2009年9月通过立法评审并结题。根据在《条例》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在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方面,建议在坚持现有的多部门分段监管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加大机构之间的协调力度;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职责划分方面,建议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职责划分作出明确、清晰的细化规定;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作出了突出监管重点的制度设计,规定风险评估的情形及安全隐患的处理机制;此外应明确各监管部门对"五小"食品的监管职责,构建食品检验结果信息共享机制。     

当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焦点与问题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出台的金融改革方案都把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作为整个金融改革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防控金融风险和危机的需要和必然反映。从目前来看,加强和健全国际监管规则和标准、健全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等方面,是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焦点。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关系着国际间利益的分配,我国对每一项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都应视其情况,研究和采取恰当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