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省会定于台北始末

经过了中法战争的惨痛教训,清政府认识到台湾在海防上的重要性,着力加强台湾建设、巩固海防。几经讨论,清政府于1985年宣布在台湾建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第二年(1986年),在刘铭传上奏清政府的《遵议台湾建省事宜折》中,有省会设置一项,当时刘铭传将省城确定在了彰化的桥孜图(现台中市南区),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实际的行政中心一直在台北。1984年,继任的巡抚邵友濂将台湾的省会正式迁到了台北。台湾的省会设置几经波折,反映了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变迁。刘铭传之所以把台湾的省会定到彰化的桥孜图,是有他的考虑的,“新疆以迪…     

略论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及其责任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不同于传统共同侵权行为,也不是共同危险行为。根据损害能否单独确定及单一排污或开发行为与损害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可能是数个单独侵权行为,也可能构成共同侵权行为。构成单独侵权的各行为人应单独承担责任,构成共同侵权的则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对内按致害程度大小分担责任。     

加强队伍建设构建和谐稳定的治安环境

<正>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机关必须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充分履行职能作用,全面加强农村公安工作,全力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和谐稳定的治安环境。     

重典治顽疾 “乱点”变“亮点”——2005’海南投资环境建设年回顾

以往,海南的投资环境令人“望而生畏”,如今海南的投资环境可心可人,有如磁场吸附。这是为什么?2005年6月28日,省委四届六次全会通过《关于加强投资环境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省委在海南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指导全省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文件。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整治力度,组织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开展了扎实有效的工作,使我省的投资环境有了较明显的改善。出台新的政策文件,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省政府领导多次召开常务会议和省长办公会议研究投资环境建设问题。…     

环境中弓形虫卵囊富集及检测技术的研究进展

弓形虫是一种广泛流行的人兽共患寄生原虫,可感染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人群和绝大多数温血动物,是引起人兽共患原虫病的重要病原之一.弓形虫的终末宿主为猫科动物,其在弓形虫的流行和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猫科动物排泄的粪便中若含有感染性的弓形虫卵囊,这些卵囊便可在一定条件下分散到自然环境中并污染水体、土壤、瓜果蔬菜等,从而造成危害严...     

关于贵州人口环境问题的思考

一、贵州人口的现状分析(一)人口数量方面1.总量大、出生量大、社会抚养比高。2006年,在我省3955.3万人中,人口自然增长率为7.26‰,全国为5.2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98‰。2005年1%人口调查显示:少儿抚养比为44.69%;老年     

转变传统立法观念完善环境刑事立法

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刑法应当介入环境问题。我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存在诸多缺陷．应转变环境刑事立法指导思想,通过完善环境刑罚体系、确立严格责任原则、扩大环境犯罪的起诉意见权和起诉建议权．对1997年刑法典中环境刑事犯罪进行修改和完善。     

贵州传统民居建筑的环境自然生态观

本文在研究贵州传统民居环境自然生态特点的同时,关注传统民居在历史、文化、地理的综合作用下,分析传统民居的生态特点,挖掘传统民居中普遍而朴素的生态价值、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并为具有生态价值的新民居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城市环境史视角下的空气污染治理及其对实现“双碳”目标的启示

城市环境史作为环境史学科中的新兴领域,有着重要研究价值,其中以对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最为突出。在城市的诸多环境污染问题中,空气污染是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它的形成和治理能够集中体现城市环境问题的各个方面。纵观历史,人类的排放行为和自然地理的环境构成了环境污染形成的物理维度,社会对于污染的认知与建构构成了环境污染的社会维度。世界各国在治理空气污染的历程中,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以政策和法律为主线,以经济的考量为支撑,运用了多种方法,走出了不同道路,积累了应对空气污染的经验。如今,面对气候变化威胁,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被认定为一种新的大气污染物,多个国家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在此背景下,回顾空气污染治理史可以为当下带来诸多启示。     

国际邻避：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局与应对

全球生态治理是管窥全球治理的重要棱镜,也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可行密钥。然而,囿于各治理主体的身份失衡,既定国际秩序与全球生态实践的原有预期存在抵牾,且未能有效兼顾相对贫困经济体的实质性利益,其负外部性不断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产生国际邻避困局。在风险不确定的背景下,国际邻避困境的生成具体表征为环境正义与国际空间秩序的张力呈现、民众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与政府科技理性的功利效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空间权利归属的分配性冲突、跨域生态环境的共享性冲突与国家身份属性的内生性冲突是国际邻避困局产生的主要肇因。面对愈发显著的国际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规范环境保护进程,全球生态治理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坚持平等互帮互助互信,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提升生态治理科技水平,开展全球生态治理多领域合作。唯有如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蓝图愿景才得以擘画,全球生态合作共治的绩效才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