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的全球治理价值

基于自组织理论,从人类整体维度思考世界的问题,这是地类文明自组织的必然使命。类文明之间以何种思想及其内生机制建设何种关系存在,关涉全球治理。习近平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既是一种实践观,也是一种价值观,同时也是全球治理实践的新反思及人类社会自我意识的新调整。全球治理思想的近现代演进、西方全球治理观及其实践的现实缺失、全球治理的中国构想,共同佐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全球治理价值。     

我国西南边疆治理法治化的现状及完善路径探究

我国西南边疆治理不易,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多民族交汇共存的特点,都对该地区形成多元的社会文化与价值观体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南边疆治理法治化进程的迈进显得较为缓慢和困难。传统保守观念和现实法治状况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法治化形成了一定阻碍。针对这些问题要加强法治环境的营造、完善西南边疆执法程序和法律体系、改善边疆民生以及畅通边疆人民的诉求渠道,把边疆地区治理与边疆人民的生活和工作紧密的联系起来,从而推进我国西南边疆治理法治化的进程。     

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论析——兼论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全球卫生议题日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欧盟也在不断构建和完善其全球卫生治理战略。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重视价值理念对治理的引导,侧重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卫生治理,注重对全球卫生公益的投入,强调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然而,作为全球治理战略的一部分,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仍然具有非常明确的利己性。由于受领导能力和内部协调等因素的影响,欧盟在推行该战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尽管如此,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仍然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未来,中国应当确立自己的全球卫生治理理念,谋划开展全球卫生治理合作的策略,强化中国与欧盟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公共平台上的政策协调,并进一步扩大双方面向第三方的卫生治理合作。     

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岸几乎同时开启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但是却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社会组织参与是达成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组织参与为视角,系统比较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特征、条件与逻辑,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地区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行时,中国台湾地区处于后工业化、城市化成熟时期,二者分别因应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治理任务,因而前者较易采取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后者则要呼应多元社会的诉求,更多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因为目标选择不同,加之受不同政治社会体制的规定,中国大陆的社区治理更多展现出"管理主义"的技术逻辑,中国台湾地区则展现出"社区主义"的政治逻辑。     

村庄本位的农业经营及其治理逻辑——基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

通过对湖北中部一个传统的粮食种植型村庄的考察发现，基于传统生存伦理和宗族关系而形成的调田制度对当地的土地流转有较为直接的影响，并形成了以单家独户的家庭经营为主体，弟兄田为补充的农业经营格局。这种农业经营格局还嵌入到了当地的农业治理秩序之中，与农业治理相关的地方政府、村干部以及普通农户等分别基于各自的行为逻辑，使得弟兄田这种农业规模经营与单家独户的家庭经营相互补充，在村庄形成了一个平衡的农业经营格局和农业治理秩序。     

千对“多情鸟”厮守鸳鸯湖

正石阡鸳鸯湖,位于石阡县枫香乡鸳鸯湖村,由于鸳鸯聚集于此而得名。鸳鸯湖四面青山环绕,一池湖水被山上树木映得碧绿;鸟声、风声、划水声交织,回响在山间,宁静优美的湖光山色仿佛把人带进了梦幻般的仙境。良好的植被与气候环境使迁徙而来的鸳鸯将该地当成长期的"家"。近年来鸳鸯湖里的鸳鸯越来越多,湖区鸳鸯及其栖息环境在全国均具有稀有性和独特性,成为全国有名的鸳鸯栖息地。石阡县为保护鸳鸯,发出《通告》,成立鸳鸯湖湿     

论交通运输执法裁量基准的区域协同——以甘、宁两地为例

甘肃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两地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将会带来交通运输执法的地域不平等、执法效应不理想、不利于对行政裁量进行有效规制等负面影响。对此,可以考虑借鉴行政协同治理、统一公法学理论以及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程序的统一化主张并吸收区域行政协议的研究成果以论证行政裁量区域协同的可能性,来消除执法裁量地域差异的消极影响,以期达成有效规制行政裁量权、促进执法平等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目标。     

大势使然 民心所盼

我的老父亲生长在南京，当年随军南下解放大西南并扎根贵州。由于常听父亲说到南京，我对江苏自有一种特别的情怀。欣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勾画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蓝图，倍感振奋。现在江苏省委作出“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规划，带领全省人民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正是大...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互动与融合: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协商治理,协商治理的趋向是良政善治。国家治理的旨意与协商民主的内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即利益均衡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一致的目标追求,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相同的价值取向,主体平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同一的根本原则,公民精神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共同的理念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商民主提供承接载体,反之,发展协商民主也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架设运作平台。即,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为国家治理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决策的质量,有利于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疏通协商渠道、拓展操作场域、提供坚强保障。因此,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契合,二者在结构上是一种互动与融合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