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灭“什么钱都敢赚”的火种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最近撰文指出，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文章称“中国企业正面临社会责任的挑战性考验：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他提议，为了人类生活得更美好，为了建设和谐社会，为了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要勇于承担起社会责任。     

现代化管理促发展——上海市宝山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陈耀鑫访谈录

来到濒临长江口南岸的上海市宝山监狱，记者饶有兴味地听着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陈耀鑫谈现代领导与管理理念．谈监狱的现代化管理与工作发展，钦佩之意油然而生。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现代化

一、法律文化的概念 关于法律文化的理论研究，中国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在外国学者们早已致力于此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最早提出“法律文化”概念的学者是美国法学家拉伦茨·弗里德曼，他在1969年发表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提到：“‘法律文化’概念涉及大量有关的思想，首先它涉及公众关于法律制度的认识、看法和行为方式。尽管每个人对于法律制度的看法不同，但一般说来，在不同的国家或群体中还是有一定的看问题的方式，从而可以把它们区分开来。各种法律文化是习惯法的主要部分，这些习惯法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后就法律文化释义的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论。目前我国学者对此也莫衷一是，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教育--基于中国文化语境的分析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公民人格必然是“公民”的普适性内涵与文化国情的耦合,表现为主体性人格与社会性人格、律法性人格与道德性人格、自由性人格与一元性人格的辩证统一。基于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教育应确立主体性精神、社会公共精神、规范性精神、权利与义务统一精神的教育价值目标。公民人格的确立一方面依赖于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又仰仗于认知导向与价值建构、理性教育与情感教育、社会教育与自我教育的整体“合力”的优化。     

论商业贿赂及其治理

现代社会是商业化社会，商业活动十分繁荣。在这繁荣背後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经营者为争夺商业资源、抢占市场、获取商机或者高额利润等，往往不惜一切手段，甚至采用贿赂等不正当交易行为。目前，商业贿赂已成为商业交易包括贸易、服务和投资等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利益，增加交易成本，影响企业竞争力乃至国际形象，还成为滋生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的温床。坚决采取有力措施，依法防治商业贿赂现象，对於规范市场秩序，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维护公平竞争规则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商业贿赂在基层人民银行的表现及治理对策

基层人民银行系统出现商业贿赂,影响着各项职能的履行,威胁着金融秩序的稳健运行。基层人民银行要从根本上遏制商业贿赂的滋长蔓延,必须做到: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建立不愿受贿的自律机制;加强制度建设,建立不能受贿的防范机制;加强监督和管理,建立不敢受贿的惩处机制。     

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强大动力 扎实做好在企业生产一线发展党员工作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胡锦涛同志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描绘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参政党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贡献——学习中共十六大关于政治文明建设的体会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政治文明”这个概念,并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GB模式：扶贫与商业的平衡艺术

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的成功给我们的启示是,扶贫也可能是一桩双赢的好生意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孟加拉经济学家兼银行家、原孟加拉大港大学经济学主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及其创立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以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从现代化理论来看 ,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型刑事诉讼制度向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转化的历程。传统型刑事诉讼制度与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之间在程序理念、结构以及运作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对于这些基本理论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显然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 ,正是这种认识上的误差 ,导致了改革目标的错位以及改革路径的错误选择。据此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定位为建立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