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完善巡视监督的重要意义及现实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使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党内监督重要内容之一的巡视制度提出新要求,要求重点加强对党的高级干部、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强化政治巡视,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完善巡视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制度等。新时代,我们党对巡视制度的高度重视,使普通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成为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坚实基础和依靠力量,极大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中小学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模型对比研究

通过比较西方国家中小学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模型与国内中小学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模型,发现二者在核心素养指标的选取上有相似之处,在核心素养培养模型上存在全面性、有用性和应用性三方面的差异,这对于我国中小学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模型的建立和完善具有有益的启示。     

张謇“踊跃从公”思想的内涵及现实价值

张謇"踊跃从公"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包括责任担当意识、清廉无私意识、节俭朴素意识和勤勉耐苦意识,具有对官职、功名和金钱不迷恋的特质。张謇"踊跃从公"思想的现实价值与日俱增,在现代社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文艺思想探析

习近平的文艺思想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如文艺作品的创作应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等。当前,深入探讨分析习近平文艺思想,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新形势下,要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文艺思想,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清水活源,努力培养大批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职务犯罪侦查权研究新境域——《职务犯罪侦查权研究》评介

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改革事关反腐败大局,多年以来为全社会所关注。而如何合理配置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张兆松教授所著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洋洋近50万字,紧密结合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实践,分别从侦查权的归属、初查权、侦查管辖权、强制措施权、特别侦查权和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探析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文化生产力日益显在。探讨制约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找寻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可能思路,对于提高党和政府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执政能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红旗文稿》杂志诚招发行代理商

《红旗文稿》为求是杂志社主管、主办的综合性政治理论半月刊,每月10日、25日出版,大16开本,国内外公开发行,每册定价5元,全年24期120元。《红旗文稿》注重对重大创新理论和方针政策的深度解读,梳理理论源流,分析现实依据,透视决策背景,     

哲学研究不可缺失的三个维度

哲学研究是从哲学的角度,运用哲学的方法去探究世界。然而,当前哲学研究陷入困境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哲学研究要摆脱困境,关键在于哲学研究不能缺少现实、理论和人本三个维度。在现实维度,哲学研究要关注现实世界、认识现实世界和改造现实世界;在理论维度,哲学研究不能忽视理论世界,必须为实证科学提供理论支持;在人文维度,哲学研究离不开人这一核心要素,要坚持以人为本。     

以四种思维方式把握中国当前发展机遇优势论析

运用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比较思维、中介思维认识新时代新阶段我国具有的独特发展机遇优势至关重要。运用辩证思维,认识这种优势是挑战之下的机遇、变化之中的机遇;运用历史思维,认识这种优势是历史积淀而成的集成优势,是承接未来的优势;运用比较思维,认识这种优势是相对于过去显在优势的潜在优势;运用中介思维,认识这种优势是未来的、间接的、过程性的优势。由此启发我们,必须深化科学理论指导重要性的认识,必须提高做好各项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时效性和实效性,必须拓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视野和国际视野。     

论法学通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以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

法学通说是法学研究的产物，是学术思想的凝结，也常常应用于司法实践。裁判文书中，通说既表现为理论通说，也包含了司法判例等实践通说。经验观察表明，当事人与法官都会应用通说，通说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具有作用。在法律适用环节，通说有助于法律规范的选择、案件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衔接并提高裁判结论的说服力。疑难案件是通说应用的主要场域。法学通说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法的渊源，而是一种裁判理由，通说司法应用的本质是一个裁判说理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通说不发挥实质论证效力、法官不对当事人援引通说进行回应以及不同主体对通说的差异化应用等问题。未来需要对通说的援引条件和援引程序加以规制，论证义务是对法官主动应用通说的实质要求。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法官以通说说理需要平衡当事人、法律职业者以及社会公众不同需求，以提高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