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四种思维方式把握中国当前发展机遇优势论析

运用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比较思维、中介思维认识新时代新阶段我国具有的独特发展机遇优势至关重要。运用辩证思维,认识这种优势是挑战之下的机遇、变化之中的机遇;运用历史思维,认识这种优势是历史积淀而成的集成优势,是承接未来的优势;运用比较思维,认识这种优势是相对于过去显在优势的潜在优势;运用中介思维,认识这种优势是未来的、间接的、过程性的优势。由此启发我们,必须深化科学理论指导重要性的认识,必须提高做好各项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时效性和实效性,必须拓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视野和国际视野。     

张謇企业家精神的文化价值及时代意义探析

张謇是近代以来爱国企业家的典范,他实业救国、实干兴邦,以一个旧知识分子的觉醒与自觉,以舍我其谁、甘为牛马的气概和"舍身喂虎"的精神,探索救国救民的方式方法,为后人树立了敢为人先、强毅力行、福泽百姓的榜样.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应进一步弘扬张謇企业家精神,传承弘扬"士负国家之责"的爱国情怀、"独力开辟新路"的创新精神、"言忠信行笃敬"的诚信品格、"兼济天下苍生"的民生意识、"洞明世界大势"的国际视野,发挥企业家在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主体力量和独特作用.     

论法学通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以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

法学通说是法学研究的产物，是学术思想的凝结，也常常应用于司法实践。裁判文书中，通说既表现为理论通说，也包含了司法判例等实践通说。经验观察表明，当事人与法官都会应用通说，通说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具有作用。在法律适用环节，通说有助于法律规范的选择、案件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衔接并提高裁判结论的说服力。疑难案件是通说应用的主要场域。法学通说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法的渊源，而是一种裁判理由，通说司法应用的本质是一个裁判说理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通说不发挥实质论证效力、法官不对当事人援引通说进行回应以及不同主体对通说的差异化应用等问题。未来需要对通说的援引条件和援引程序加以规制，论证义务是对法官主动应用通说的实质要求。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法官以通说说理需要平衡当事人、法律职业者以及社会公众不同需求，以提高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     

贯彻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 在新发展阶段全力开创新局

当时光的航船驶入农历辛丑牛年,新时代中国开启新的篇章。新发展阶段,新征途,新气象。2月20日下午,全区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银川开班。在开班式上,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润儿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现实价值和实践创新

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主要渠道和基本形式,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主要体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价值。但是,人民政协在实践运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人民政协探索新路径,提升协商民主的作用和实效,协调四家班子之间的关系,完善协商民主工作机制,加强政协委员队伍能力建设,以进一步提高协商民主的实效性。     

论高职学生职业精神的培育价值及路径

高职毕业生现有的职业精神与社会和企业的要求尚存在一定距离,重职业技能教育轻职业精神培育的现象依然对高职教育形成困扰。本文从工匠精神出发说明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精神培育的重要性,并对高职学生职业精神培育的路径进行了探析。     

列宁国家法治建设理论及其现实价值

随着苏俄由战时转向和平建设时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的列宁深刻地认识到法治建设对于巩固苏维埃国家政权和维护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性。列宁认为,宪法是国家法治建设的根本大纲;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前提;严格执行和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是国家法治建设实施的重要运行环节;检察机关践行法律监督职权,是维护国家法治建设的制度保障。列宁的国家法治建设思想形成于苏俄革命成功初期并付诸于苏俄及苏联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的制度实践,对于当下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推进国家法治进程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借鉴价值。     

关于推进基层文化扶贫工作的几点思考

正"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治贫先治愚。也就是说,扶贫必先扶智,治穷必先治愚。文化扶贫往往能用最少的钱,收到最大的效果,是取得扶贫工作成效的"助推器"。近30年来,宁德市扶贫开发事业在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引领和指导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受到社会广泛认可。当前,全市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要抓住有利时机,因地制宜,补齐短     

论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

因为陈独秀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评价问题,一些学者对陈独秀的文化身份和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所作出的巨大文化贡献有意回避或压低。实际上,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青少年时期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接受近代西方的思想文化后,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大力批判。他攻击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礼教,批判儒学不适合现代生活和压抑人性的一面,否定儒学一尊;他还积极宣传民主和科学,弘扬个性解放,提倡新道德,发起文学革命,进行现代新文化的建构工作。陈独秀并未全盘反传统,他对旧文化的批判是中国文化吐故纳新、向前发展的必经阶段的表现,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积极影响。     

试论社会主义志愿精神的意蕴及其作用的有效发挥

由于志愿服务在我国的不断发展,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思想引导已成为时代的责任。在志愿服务的实践中,社会主义志愿精神展现了的特有本质、内涵,具有很强现实意义。志愿精神与其他人类精神一样,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而社会主义志愿精神应该与共产主义的精神内涵一致,即通过善良行为,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同时还应该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社会主义志愿精神已经形成,及时分析与提炼,是志愿服务在多元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