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酒

一我与酒为伴一生.我喜欢饮酒,也喜欢多多少少有一点“酒趣”的人。但我十分厌恶酗酒者,和整日泡在酒罐子里而别无它趣的人。酗酒者可称之为酒鬼,只有酒瘾而无任何另外之瘾(如书瘾、画瘾、写瘾、唱瘾等等)的人至多只能称之为酒徒。这样的人莫说大多无德,即使在饮酒的事上也是酒     

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的完善

在中国,环境与资源法基本上完成了立法的系统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基本实现了 环境资源保护活动的有法可依。然而,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在中国,一方面是环境资源立法 的空前繁荣,各类法律法规大爆炸;另一方面则是每一部环境法都未能得到真正实施,使人感到 环境法的“无用”、“无能”。如何修改并完善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理顺各有关法律之间的关系,保 护各项制度能在环境与资源保护中发挥作用,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已成为我们当前面临 的重要问题。     

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在法治社会,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最终要上升为法律问题。从立法的层面来看,我们认为,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明确农民工特殊性的同时,将其纳入劳动者的范畴并加以法律保护。农民工现象的特点决定了对其法律保护的双层次性:宏观上,宪法恢复公民迁徙自由的权利,为农民工获得主流劳动者地位铺平道路、扫除障碍;劳动基本法明确将农民工作为保护主体,赋予农民工作为一般城镇劳动者应享有的各种基本劳动权利。微观上,制定劳动保障法规和规章,确保农民工作为劳动者所缺失的具体权利的逐步回归。最终达到对农民工和其他劳动者一体保护,逐步构建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法治社会要求的劳动法律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进而提升所有劳动者的政治经济权利与文化权利的法律保护水平。     

中国知识产权法律与国际条约的关系

知识产权的保护各国都订有法律加以规范,但各国给予的保护只在本国境内有效,而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客体,即发明、商标、作品等是无形的,很容易依附于各种载体而流往国外,因此也还需要在国外获得保护。为了便利本国国民在外国获得对其发明、商标、作品等的保护,一些国际条约先后签订,规定参加条约的国家互相给予其他缔约国国民以本国国民的待遇。我国已经加入了部分条约,也兼顾了本国法律与国际条约的衔接,但从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法律现状看,两者间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我国的这些法律与国际条约的关系予以探讨,达到二者间的平衡与完善十分必要。     

健全律师参与处理涉法信访程序机制

涉法信访，顾名思义，就是涉及有关法律关系调整、法律责任承担的信访。当前，我国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涉法信访已成为当前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人民群众的上访．60％以上涉及到法律问题，特别是一些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下岗安置、人员分流、环境污染等群体性信访案件，涉及面广，牵涉人员多，处理难度大，稍有不慎就容易影响社会稳定。但当前对于涉法信访的处置并不尽如人意．依法规范信访程序，改革和完善信访工作机制．使之纳入法制化轨道已成当务之急。     

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制度的完善

随着诉讼制度的发展,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再逐渐提高的过程。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提升了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并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其诉讼权利,但在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完善。     

杨殷是中共“四大”的广东代表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是党在大革命高潮前夜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由于种种原因,以往对此研究宣传不多。2005年春,恰逢80周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四大”召开地虹口区等有关单位,联合召开了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极大地推动了这项专题的研究。笔者曾以《中共四大前后的杨殷》一文提交学术讨论,后辑入《上海党史与党建》杂志增刊《中共四大研究》一书。该文在提到杨殷的与会身份问题时,是留有余地的。因为该文的主旨是叙述杨殷是“四大”前后在上海的活动,特别是作为廖仲恺(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的代表,参加南…     

美国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变迁对我国银行的启示

“师夷长技以制夷”,百年古训言犹在耳。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美国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的变迁过程对我国商业银行有些什么启迪呢     

青少年网络犯罪的防范与治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我国的网络事业发展迅速。近几年来青少年网络犯罪的案件呈上升趋势 ,成为青少年犯罪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引起越来越多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心理学家等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青少年网络犯罪的防范与治理 ,不仅关系到高新技术的法律保护 ,更重要的是关系到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国际金融监管不完善性之探析

本文立于事实的基础上 ,论述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中所存在的不足 ,这主要表现在 :金融监管理论基础的欠成熟性、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先天发育不足、国际金融监管所体现意志与利益的单一性、国际金融监管的事后性等几个方面。同时 ,在此基础上 ,针对现行的监管缺陷 ,作者从信息分享、国际金融监管主体的重塑与矫正、国际金融监管的理念及国际金融监管法立法主体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