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主要政治法律思想述评

洛克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政府论》是他的代表作,也是集中论述自由与法治思想的地方。如果撇开这种思想的阶级因素及历史局限性,他的这些思想对于我国政治学、法学实践仍旧有着借鉴价值。     

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理性审视

人文关怀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在情感沟通工作中运用理性把握其发展变化方向,在体现公平的基础上对弱势者给予更多关爱,从科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经验的角度研究人的需要和追求,调整思想政治工作系统内部结构的联结方式以确保其作用的稳定有效发挥。     

司法人员之情商研究

情商是司法人员必须具有的一种社会智力,它对司法人员开展司法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加强对司法人员情商特殊性的研究以及对其培养方法的深层探讨。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启示——评《风险社会》和《世界风险社会》

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一种重视制度面向的社会学批判理论,其认识论基础是反思的现实主义,其理论预设是等级秩序的存在.中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开始进入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理论透视出中国在现代化反思能力、法律系统、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互动、环境法基本原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论教育管理中的经济理性主义

经济理性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使传统的教育管理不管是在手段上、方法上,还是在效率上都得到了科学的提升。教育管理在收获效益的同时,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却遭到了颠覆,对人的漠视、社会价值的失落、目的的异化,使经济理性主义受到强烈的批评和质疑。而作为现代教育管理又不能不追求效率,所以如何匡定经济理性主义在教育管理中的边界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于是道德理性便自然地回应了这一理论诉求。教育管理效率与价值的博弈要求经济理性主义必须在道德理性的框架内寻求理解和应用,唯其如此,教育管理在寻求效率的过程中才不会失去应有的价值。     

把知识开放出来的思想和思想者——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一

围绕《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以及相关文化语境展开知识批判.在高度赞赏邓正来通过论辩的方式来开放出问题的方式与能力的同时,也对其提出如下批评:在追问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否是那些能够使中国人能够共享一种更有德行、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原则?"的同时,却忽视了我们当下生活本身的诸多正当性缺乏与"极不可欲";在对"现代化范式"进行颠覆和批判的同时,也遮蔽了对传统的"天道观知识范式"的清算,而后者对于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的型构力量要强大得多,对于重新定义中国所构成的障碍也强大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所运用的知识辩难和批判论辩的方式及其所可能培育出的形式理性和制度理性,对于"主权中国"向"主体性中国"的置换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活的源泉.     

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与判断标准——以功利主义与罗尔斯的对立为视角

防卫挑拨问题的核心是怎样的挑拨行为能阻却正当防卫,即防卫挑拨的判断标准问题.传统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围绕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展开,但除了具体论证问题外,在论证方法上就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与判断标准未能形成有效的推导关系.对防卫挑拨的理解应回到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依据,结合"自利理性人普遍同意"理论,并关注到当代功利主义者对...     

“法理”概念的本体论

“法理”并不是法律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具有相当的实在性。无论对“法理”作何种具体解读,从本体论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法理”乃实在法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法理”是从法的实践理性中推论出来的“规范之理”,旨在评估和反思法律的规范性和正确性。法理本体没有同一的存在形式,而是以“部门法学之法理”和“法理学之法理”的形式被认知。“部门法学之法理”与特定国家的实在法相连接,指向的是“法律规范/法律规整之理”,通常以法教义学的方式来提取。“法理学之法理”是在教义性法理的基础上推论出来的二阶法理,并不局限于经验的实在法之内,只能通过理性实践论辩的方式被证成。     

和谐社会公平与效率关系理论的批判及反思

不同视角下公平、效率的含义并不一致。讨论公平、效率问题必须设定语境,相应的语境下公平与效率才具有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对立统一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均衡,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均衡点,这个均衡点主要取决于情势,而不是取决于理论、伦理。建设和谐社会必须适时建构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的和谐机制。     

证据法的基本权利保障取向

证据法的理性主义传统,既要求通过理性证明的方式去查明事实真相,而非诉诸神明和暴力;又不以追求真相为最高目的,而是将其视为实现正义的手段.这种理性传统,决定了法治国家证据制度具有求真、求善的双重功能,并将公正奉为首要价值,从而奠定了基本权利保障的价值取向.我国证据法学研究和证据制度建设正在经历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