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认同与行动理性

组织认同以理性为主导,是一种选择性结果,不是自然形成的。组织认同中的理性,是一种由个体出发的主观行动理性。西蒙关于"管理人"的假设,肯定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和合乎逻辑的,同时又强调了人的选择能力是有限的,更符合对组织中人的理解。行动理性人具有的主观理性表现出独特性,自我性和情境性三个特点。     

中国志愿服务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扩展——“中国志愿服务：回顾与展望”学术论坛综述

总结中国志愿行动开展20年来的经验与成果、进一步推进中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北京大学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理论前沿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编辑部和广东省社会学会志愿服务研究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中国志愿服务:回顾与展望"学术论坛。论坛的主要论题包括:中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历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志愿服务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相符合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等。     

对"财产权利之道德正当性"的论证——从洛克与诺齐克的权利理论谈起

诺齐克从洛克,即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中推导出人们于国家和政府出现前即享有抽象财产权利,并通过个人劳动获得对某物的具体独占和支配的权利.我们可以对这种自然权利中推导而出的财产权利的道德正当性反思,并对劳动获取原则中可能存在的缺陷和接受洛克的限制性条款所致的财产权利和福利权利的矛盾性共存的困境进行梳理和质疑.在此基础上,John Hasnas所提出的"经验式自然权利"的解释更值推崇.     

从共同理性看科学与人文融通的意义

从历史起源上看，科学与人文原本一家。科学与人文在以下方面有共同的基因：从经验出发，不迷信权威，勇于创造；以理性为依据；对想象力的依赖；对审美的追求；受伦理的制约；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的发展。科学与人文的再度融合，有利于克服狭隘的专业意识，促进科学和人文事业的发展；有助于克服人的信仰缺失，促进人的自我健全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有利于作出人类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决策。     

试论立法的有限理性及制度完善

立法的有限理性存在的根源表现为立法人员的知识或知识结构的偏失、立法人员的个人偏好、立法中信息源的不足以及立法信息传递的中间层级的失真，由此而可能造成立法质量较低、立法的可操作性不强以及立法成本大，立法效益降低等情况。对立洪的有限理性的制度完善方面主要要在立法中建立专家委员会咨询制度、立法助理制度以及立法听证制度。     

对增强评选先进连队合理性的建议

评选先进连队是调动基层连队争先创优的主要激励手段，是基层普遍关注的敏感问题。评选得好，能够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促进基层建设健康发展，反之，则不仅达不到激励目的，还可能挫伤基层官兵积极性，助长歪风邪气。当前，在评选先进连队中有三种不良倾向值得警惕。一是老“典型”长盛不衰、永放光芒，上得下不得一二是先进名额论照顾搞平衡。不管工作好坏，每个建制营都可以毫无意外地拥有一个先进连队名额。三是领导帮带连队“近水楼台先得月”，容易一鸣惊人成“先进”。     

论协商民主的发展与我国政协制度建设

诞生于西方政治哲学语境中的协商民主,是对选举民主、票决民主的修正,对代议民主、远程民主的超越,主张决策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持续的对话、协商和沟通,以有效化解利益纷争、提升民意质量、达成基本共识并实现政策的合法性。协商民主理论作为晚近兴起的理论,为我国政协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进路。基于协商民主的理论视界,应当合理设置界别,完善参政议政程序,推进“透明政协”建设,提升政协委员的政治责任感和公共理性。     

学习型官僚制与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遭到了西方行政改革者的广泛批判,对传统官僚制的继承和超越是行政现代化的关键。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应该科学、理性地完善和创新官僚制,而将学习型组织理论与官僚制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行政组织,即学习型官僚制,不失为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新的理论视角。     

简论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

费尔巴哈的无神论学说的人本主义性质,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一个重要命题即"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中.费尔巴哈十分重视人性的自然状态,认为宗教使人的本质异化,而他的任务是要使理性的火炬照亮宗教的黑暗,使异化了的人性得以复归.     

西方公共部门民营化改革的理念追寻及其反思

20世纪 60年代末以来 ,西方世界普遍兴起了一场公共部门民营化改革浪潮。引领和支持这场民营化改革的理论主要来自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公共服务的安排和生产理论。然而 ,民营化改革的理论并非完美无缺 ,相反 ,民营化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了成效的同时 ,也凸现出了一些内在的缺陷与不足 ,集中表现在公共价值危机、腐败危机和“顾客”隐语三个方面。通过这种积极的反思 ,不仅深刻地揭示民营化改革的本质 ,也带了给我们相应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