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反腐尖兵”论剑蓉城，说了哪些“干货”？

“在舞弊发现渠道中,内部审计位居第一,说明我国企业中内部审计是发现并揭露舞弊行为最重要的部门”;“企业在进行反舞弊工作时,要重视举证环节的建设”……6月2l-22日,由中国企业反舞弊联盟主办的“‘齐聚新时代共筑新希望’中国企业反舞弊联盟2018年会暨新时代企业廉政建设高峰论坛”在成都成功举办,近400名代表参会。     

老旧院落改造让群众“做主”

在老旧院落改造工作过程中,容易出现工程领域的腐败行为。成都高新区肖家河街道把握好监督环节,使权利下放到百姓手中,逐步形成了“四二无”工作法,建立了“四个环节”、“两个来回”、“五步走”的群众仝过程参与、全过程监督机制,肃清了腐败滋生的土壤。     

学党章遵党章:逻辑·问题·要求

学党章遵党章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具体措施,在实现党的伟大事业中有着重要的政治地位。全面分析其内含的严密逻辑关系、存在的严峻现实问题、所需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成为党员培育党章意识的基本环节。学党章遵党章在制度设计、贯彻执行中还遇到学、教、遵三维度的问题,存在部分党员与党组织违章的现象,影响了党章的权威。针对学党章遵党章中存在的问题,坚持理性思维和辩证法,提高党章授课的严谨性,以及坚持违章执纪的严肃性,才能促进学党章遵党章成为自觉行为。     

依法治国必须法治德治“两手抓”

让法治阳光普照,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法律准绳;让德治清风吹拂,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道德基石,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法安天下,     

微信“赞赏”行为的法律性质辨析

微信手机用户通过"赞赏"的方式向微信公众平台所推送的原创文章进行小额的资金支持,其初衷是认可作者作品并保护相应的知识产权,而其行为符合法律意义上的赠与。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有人利用"赞赏"功能进行个人网络求助乃至网络募捐,致使微信的"赞赏"功能发生异化并带来了负面影响。在《慈善法》未对个人网络求助进行明确界定时,微信"赞赏"仍应被定性为赠与而统一受到民事法律的约束,由此才不会产生因网络技术行为异化带来法律规制的空白。     

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后实施帮信行为的定性分析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九条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来,该罪名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网络洗钱等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犯罪分子的手段日益专业化、精密化、隐蔽化、金融化和科技化,"卡商""卡农"的出现为打击此类犯罪制造了较大障碍,...     

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德国法的经验及其对我国民法典的借鉴意义

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2002年被纳入《德国民法典》。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与我国现行民法中的重大误解制度、显失公平制度、附条件法律行为制度存在区别,并且具有独立的价值基础。因此,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引进此种制度,并对该制度实行分别立法的模式,将法律行为基础欠缺制度规定于总则编,将法律行为基础丧失制度规定于合同法编。     

论刑事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整体侦查规则体系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局限,以及具体制度中技术侦查措施规范对大数据侦查的规制失灵,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以大数据侦查为突出代表的侦查行为干预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客观风险。对此,应当建构起刑事侦查中个人信息权利体系和大数据侦查规制体系。个人信息权利体系包括侦查对象的个人信息权利以及侦查机关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大数据侦查规制体系对大数据侦查行为和个人信息主体实行层级化程序控制和区分保护,并以比例原则严格约束大数据侦查行为的使用。此外,还应当建立监管制度与权利救济制度来确保刑事侦查中的个人信息安全。     

洗钱罪的司法适用 ——以杨某洗钱案为切入点

当前实务中对洗钱罪的认定存在难点,已成为影响我国洗钱罪适用效率的重要原因.其中,针对行为人主观"明知"和客观行为两要件的认定,系洗钱罪适用的争议所在.具体而言,对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证明,可综合全案基本事实采用刑事推定的方式进行间接认定,且应允许行为人提出证据进行反驳和辩解.对行为人客观行为的认定,应重点审查有无通过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