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政策视角下的人权保护

随着中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的国际性的人权公约,人权问题在中国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主要从公约入手,探讨中国对生命权保护的死刑政策中所存在的人权问题以及一些改革完善的建议。     

引大入秦工程为兰州新区提供可靠稳定的水资源保障

引大入秦工程是甘肃省投巨资重点建设的一项大型水利骨干工程，是将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支流大通河水跨流域引入兰州秦王川地区的一项大型供水工程。     

心理追凶

囚徒困境两名嫌犯作案后被警察抓获,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坐实两人的罪名。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犯,并将两人关在不同的屋子里进行审讯。审讯中,警方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若一人认罪并指证对方,而另一人抗拒认罪,认罪者将获释,抗拒者将判刑10年。若二人都抗拒认罪,则二人同样判刑一年。若二人都互相检举,则二人同样判刑八年。于是,两名囚徒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抗拒。     

我国公民环境权入宪的法律思考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加剧和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等环境公害事件出现，公民环境权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吕忠梅教授将环境权定义为：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资源的权利。     

“乌龙治”比什么都可怕

2月8日，光大证券原策略投资部总经理杨剑波一纸诉状将中国证监会告上法庭。其诉讼请求是：撤销证监会对其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市场禁入决定书》。     

承担使命 回应需求 写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即将实施之际

从“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到“冒名顶替入刑”,从“抢夺公交车方向盘入刑”到“高空抛物入刑”,从“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到“现实版药神案”……随着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上述社会热点话题得到明确回应。     

死亡补偿费研究——尝试一种非主流观点

死亡补偿费的性质不仅关系死亡的民事救济,还涉及生命权的有无以及宪政和刑法理论对于生命的关注.现行法将死亡补偿费定性为对财产损失的赔偿,客观上把人看作获取收益的工具,有悖生命伦理.死亡补偿费应该是对生命损害的补偿,死亡赔偿项目除包括死者生前的健康和财产损失,现行法规定的其余赔偿项目都应以死亡补偿费概括.死亡补偿额以35岁为基数,赔偿可支配收入35年,每增加或者减少一岁,减少一年,最低赔偿不低于10年,对二亲等亲属的赔偿数额酌减.     

“受过行政处罚入罪”规定适用的限制及完善

当前,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存在大量有关“受过行政处罚入罪”的规定,并有逐渐扩张之趋势。这些规定内在并无统一的逻辑体系,严重影响了“受过行政处罚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有效适用。应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依据三个方面对“受过行政处罚入罪”进行限制和完善“：受过行政处罚入罪”只能适用于危害行为性质较轻的故意犯罪;适用前后行为的性质应相同,2年内应至少受过2次行政处罚,对后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无特别规定之必要;在此基础上,统一刑法和司法解释有关“受过行政处罚入罪”的规定。     

公安机关“说理式”执法探究——基于袭警罪正式入刑的背景

袭警罪入刑后,公安执法实践中存在袭警罪的不合理适用问题。针对社会危险性不大、情节轻微、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可合理适用“说理式”执法。这符合现代文明法治理念的要求与树立公安机关执法形象的现实需求,有利于减少执法活动中的“泛武力”现象,尊重执法相对人。“说理式”执法是基于依法治国总要求和公安工作科学规律所作出的必然选择。推行“说理式”执法,公安机关应从制度保障、机制确立与工作落实3方面着手,要求执法民警转变执法观念,提升自身“懂法理、明事理、讲情理”的能力素养,减少乃至消除执法冲突,避免袭警罪的不合理适用。     

“医闹入刑”后医患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思考与完善

当今我国医疗水平得到长足发展,但医患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且有日趋严重的态势。为解决医患矛盾,打击违法医闹行为,2015年我国《刑法》正式将“医闹”行为“入刑”。然而“医闹入刑”后,并未达到立法之初预期的效果,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细化与完善仍是当前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医闹入刑”的背景与“医闹入刑”后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入手,讨论了医患纠纷中的医闹行为界定与危害,并对当前医患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一点完善路径,旨在促进我国医疗与健康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