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生态文明政策实施困境与超越——基于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案例分析

政策能否落实落地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生态文明政策具有定位多阶性、功能多样性、构成多维性、过程往复性和效果释放长程性总体性等特点。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案例说明,生态文明政策对具体社会情境和具体政策对象的应用会产生各种适应性问题,导致政策效果释放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克服当前生态文明政策实施困境,重点是实现生态文明政策功能从"限制性"向"发展性"转变,生态文明政绩考核从"轻量级"向"重量级"转变,生态文明政策运行从"单向支配型"向"合作交互型"转变,形成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组织之间体现平权特征的可持续、合作式政策运行机制。     

生态合作治理: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动力

生态合作治理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沿线国家为应对复杂生态环境问题而采取的跨区域协同共治机制。当前,“一带一路”生态合作治理在自然灾害和生态风险应对、基础设施与清洁能源绿色合作、合作机制建设与对话交流、合作规划和参与指引建设、技术转让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注入了新动力。同时,也面临着大国博弈导致治理碎片化、各国发展现实差异与理念偏差、本国利益保护偏好、国际合作平台机制欠缺等问题。因此,需要从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加强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引导,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对外的生态治理合作交流平台与机制和对内的政府与企业约束引导机制的建设,担起中国责任。     

争先进位 走出创新发展“海安之路”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实现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必须全面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近年来,海安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抢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以“五个突出”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海安篇章。从2012年起,海安连续8年在南通市综合考核中位居第一。在2019年度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榜、最具投资潜力百强榜、工业百强县市排名中分别列第28位、第7位、第25位,位次持续全面前移。     

提升永定河生态流量保障水平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永定河流域水资源过度开发、河道干涸断流、生态系统退化、水质污染等问题突出。2017年国家启动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将提升永定河生态流量作为重要内容,组织从官厅水库向永定河下游补水,促进了桑干河、永定河官厅山峡及下游河道生态修复。但永定河流域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河床渗漏严重等导致了永定河生态流量难以保障。此外,人为活动使生态流量问题更为突出。     

新冠疫情之下的全球民粹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全球蔓延发展,其造成的社会后果会越来越深远广泛,而这些都可以说是民粹主义崛起的关键条件。当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在迅速复杂化。如果一些国家的疫情状况,尤其是主要国家的疫情持续或恶化而难以控制,延续时间较长,经济社会代价很高,那么民粹主义在全球不同地方崛起的可能性将明显增大。     

推动生态富民 实现“绿富同兴”

生态涵养区为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生态安全屏障,将生态涵养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空间加以重点管护,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重大举措。"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将"绿"转化为"富",是我们最终要实现的目标。     

国际邻避：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局与应对

全球生态治理是管窥全球治理的重要棱镜,也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可行密钥。然而,囿于各治理主体的身份失衡,既定国际秩序与全球生态实践的原有预期存在抵牾,且未能有效兼顾相对贫困经济体的实质性利益,其负外部性不断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产生国际邻避困局。在风险不确定的背景下,国际邻避困境的生成具体表征为环境正义与国际空间秩序的张力呈现、民众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与政府科技理性的功利效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空间权利归属的分配性冲突、跨域生态环境的共享性冲突与国家身份属性的内生性冲突是国际邻避困局产生的主要肇因。面对愈发显著的国际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规范环境保护进程,全球生态治理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坚持平等互帮互助互信,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提升生态治理科技水平,开展全球生态治理多领域合作。唯有如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蓝图愿景才得以擘画,全球生态合作共治的绩效才得以彰显。     

生态帝国主义的理论叙事、策略及反制

生态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在全球化运行中的“新变种”,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比于原始积累初期野蛮的经济掠夺,生态帝国主义的生态殖民更隐蔽且更具威胁性。生态殖民的经济策略将发展中国家公共资源私有化,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大量流入生态帝国主义国家的“口袋”中。生态殖民的政治策略以生态问题为政治手段,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与政治控制。“西方至上”的生态殖民的文化策略则视掠夺自然资源为天然合理的。这些都无法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帝国主义“依附性”“腐朽性”“垂死性”的时代诊断。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应对生态帝国主义、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绿色政治视域下英国绿党适应性变革及其发展评价

绿党企图重构现存政治经济制度的特性,构成了对欧洲现实政治的挑战。从绿色政治视角考察英国绿党历史演进中的适应性变革可以发现,它为在传统政治工具与自身异质性特征间寻求平衡,在观念上逐渐"红绿",在纲领上开始关心现实问题的解决,在组织上不断推进基层民主化。但对绿党而言,坚持绿色政治向度比关注政党竞争效益更大。因此,尽快建立一套完整的红绿转型理论,加强与绿色运动团体的合作,将更有助于其创建一条新型绿色转型道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态图景

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以资本逻辑为核心原则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会造成人与自然的紧张和冲突。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在资本逻辑支配下产生的“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现象,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解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之路,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是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发展之路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元化模式,为其他国家坚持可持续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