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红十字会祭扫宝山罗店烈士纪念碑

举办“抗日战争与上海”档案图片实物展 7月30日，由上海市档案局、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率联合主办、上海市档案馆承办的“抗日战争与上海”档案图片实物展在市档案馆外滩新馆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个展览从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中，精心挑选了图片200多张，档案文献和实物100多件（组），并在市收藏欣赏联谊会的支持下，     

新农村建设要求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农村基层组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决策的贯彻者和执行者.本文结合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基层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对策做一探讨.     

解读“环境友好型社会”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并首次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际先进发展理念,着力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党对保护环境、提高资源环境保障能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这一重大课题的深刻认识与清醒把握.     

庄子“达生”之道境

《达生》是庄子对通达人生的思考和探索。庄子建构了“与道为一”的理想人生境界,指引人们通过对“道”的追求,达到人生的顺达和通畅。庄子认为,人生通达要遵循“无为”的自然之道,守住真朴这个生命的根,超越物役物累,保持精神的独立和自由,内外兼养,适而不过。庄子的思考和追求,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寓言形象予以诗意表达的。     

中等师范学校大专生人际关系状况的调查

师范学校大专生人际关系现状与正常水平有非常明显的不同(χ2=16.13,P<0.005)。人际关系四个维度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F=12.68**),待人接物维度与其它三个维度都有明显差异,其中与交谈维度和交际与交友有非常显著差异,与异性朋友交往维度有显著差异;异性朋友交往维度与交谈维度没有显著差异,与交际与交友维度却有非常显著差异;交谈方面维度与交际与交友维度有显著差异。     

西方女性主义学术思想的传播及其本土实践--对当前中国妇女研究的思考

10多年来,西方女性主义学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于我国学界新的学术理念的确立、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及学科建设等方面产生了促进作用.但作为舶来品的西方女性主义,在引进和传播的过程中,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妇女理论研究和妇女解放实践密切结合,仍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妇女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因此,当前应着重处理好学术与政治之间、提高与普及之间、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     

路径与模式:制度合法性展开过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形成

通过对“政企分开”、“剥离企业办社会”、“政社分开”和“社会事业单位改革”的“事件——过程”分析,用“合法性机制”理论剖析制度创新的成因,可以看出这些“连续不断的事件”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选择以来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这个逻辑展开在分离的主导力量、强度和分离的领域上不同于西方的逻辑运作,由此导致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四种形成模式——“行政举办模式”、“脱壳衍生模式”、“草根内生模式”和“外化移植模式”,这几种模式生成是制度化合法性机制由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对社会效益的反向作用向正向作用发展的结果。     

难与易的辩证法

在世界上,做工作办事情,难耶,易耶?说难也难,说易也易,何以难,何以易,难易之间关系如何,用几句话实在难以说清,这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唐朝德宗时,税赋苛重,百姓流离,盗贼横行。翰林学士陆贽上疏皇帝,“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可挽局势;德宗以为然,故下诏书。陆贽又提出,不能“止于知过言善”,“知过非难,改过多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这里说明是言易而行难。南北朝时期的魏主,对相州刺史高闾的工作很赞赏,曾数次表彰他。到快退休之年,高闾请求调回本州任职。魏主依“富贵不归故乡”的古训,认为“有尘谦德”,给其“降号”;又为“劝善…     

国外生物安全立法及对中国立法的思考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生物安全立法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中国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缔约国,不仅负有保护生物安全的国际义务,而且也有为本国生物安全利益而进行生物安全管理的现实必要性。中国目前虽然制定了一些生物安全立法,但就整体而言,这些立法无法适应生物安全管理的需要。参考和借鉴国际和国外生物安全立法,建立与国际接轨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生物安全立法体系,对于保护中国的生物安全,维护国家和全人类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生物安全国际法的沿革和主要渊源(一)生物安全国际法的沿革国际生物安全…     

两岸关系与台湾民意

两岸关系发展中．台湾民意的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的研究。民意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在统一之前，台湾民意中的合理要求应该获得大陆充分的谅解与尊重。但民意也是可以塑造的，近十余年来，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为了推行“台独”和自身的权力，不断地把台湾民意导向与大陆对抗的极端，并用“法理台独”冲撞大陆对台政策的红线，增加了两岸关系出现危机的风险，受损害的将是台湾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