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演进与司法适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修法设计和实践适用已引发诸多争议,反映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在此问题上仍缺乏通识的话语体系及立法论和方法论的共识。从规范演进的视角来看,一般条款作为早期概念法学的产物,其新发展已呈现出立法论向方法论、强道德性向弱道德性、原则化向规则化、宽松主义向严格主义等鲜明转向。在此基础之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适用应立足于“在立法论上缓和争执,在方法论上引致共识”这一出发点:首先,从适用主体和权限来说,为充分应对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所带来的监管挑战,未来应赋予中央一级的市场监管机构适用一般条款来认定非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限;其次,从适用空间和顺位来说,一般条款与具体条款之间具有严格的补充适用关系;最后,从适用标准和范式来说,对竞争行为的评价可遵循“确认制度利益”“评估利益损害的量”“考察利益损害的质”“符合基本原则解释与立法目的限定”这四个具体步骤。     

霸权护持、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

与以往的复边主义不同,近年来在霸权国的主观塑造下,全球治理迎来新一轮的复边主义浪潮,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全球治理秩序的变动方向。出于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霸权国以议题安全化为手段,以意识形态共识为理由拉拢盟友,采取关键技术“脱钩”,构筑排他性“小圈子”,或者设置高水平规则,针对崛起国量身定制限制性的规则体系,“规锁”崛起国的增长空间。由此,复边主义现象日趋突出,全球治理秩序面临碎片化、排他性和冲突性危机。应对此轮复边主义浪潮带来的系统性危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一个包容而非排他、多元而非割裂的全球治理秩序,是摆在当下中国以及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而艰巨的重大命题。     

生存意愿、主导国态度与国际组织的存续——以国际难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为例

在国际制度研究中,组织一旦建立就保持相对较高的制度惯性是学界的传统认识。组织的功能及改革问题也是研究热点。但数据统计显示,国际组织存在一定程度的死亡率,该现象并未引发关注,也超出了传统理论所能解释的范畴。在大国“退群”现象频发、多边主义重要性受到质疑的国际背景下,考察国际组织兴衰存亡的诸多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比国际难民组织(IRO)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不同生命历程,发现国际组织的生存意愿作为内驱力是决定组织命运的主要变量,主导国态度作为外部力量则是影响国际组织生存质量和解体速度的次要变量。大国退出通常导致组织出现财政危机和影响力下降,但组织存亡的命运和全球治理成效最终取决于组织的维生意愿及其应对危机的能力。这一研究结果其实也对近年来美国“退群”和英国“脱欧”等引发的“多边主义危机”做出了回应,更为中国推动国际组织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启示。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变迁全貌的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宏大制度背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选择,国家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行政审批制度的不断变更与革新;各种相关政治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行政审批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行政审批制度与其它政府政策或制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序列结构,这种政治变量序列结构使行政审批制度处于一个制度矩阵当中,影响并制约着行政审批制度的安排;制度与制度制定及执行者之行为的互动模式则推动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存在"历史否决点",而制度激励和制度创新是打破"历史否决点",提升制度绩效的必要手段.为此,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需要重塑政府理念,打造治理型政府,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必须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要求.     

我国过错解雇限制程序的不足及其完善——以司法判决为切入点

解雇程序作为解雇保护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个别劳动法的未来走向.在过错解雇制度中,虽存在可归责于劳动者的情形,但并非意味着雇主无需履行程序性义务.相较于过错解雇的实体性限制而言,我国劳动法对过错解雇的程序性限制规定较少且模糊.这不仅导致过错解雇程序在适用层面的错位与分歧,也不利于解雇保护制度的体系化发...     

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实践难题及其制度破解

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存在行政处罚认定性难题、界定性难题与权责性难题。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法律制度缺陷、约谈制度对行政处罚的潜在影响及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机制供给不足是导致现实难题的制度性因素。真正的核心与要害在于制度,通过体系结构、重点领域、内容分级管理方面弥补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法律制度缺陷;正确解读与合理运用网络内容治理约谈制度,在协同治理理论下,实现网络内容治理约谈制度法律本位回归;构建完善网络领域行政处罚刑事司法衔接制度、行政处罚执法协作机制、行政处罚程序监督机制,实现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实践难题制度性破解。     

西方国家移民的政治效应——一项基于演绎方法的分析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总体上转向了更加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但这种转向带来了某些出乎意料的政治后果。这种移民政策的转向跟西方发达国家主流认知的改变有关,而他们的主流认知又基于跟移民问题有关的三个理论预设——个人主义方法论、西方文明同化论和政治秩序制度论。但问题是,这三个理论预设跟西方社会移民问题的真实情境有着较大的偏差。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移民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冲击呢？移民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冲击可以由一个包括移民率、同化率、移民与主导族裔异质性程度、主导族裔出生率与移民群体出生率等关键参数在内的函数模型来衡量。由这一函数模型可以推导出,如果西方发达国家要降低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可能的政策选择包括降低移民率、提高同化率、控制异质性程度高的移民群体数量、鼓励主导族裔的出生率以及改变客观上鼓励少数族裔高出生率的做法。     

现代法治视野下的轻缓刑罚观

现代刑事法治理念在强调刑罚对社会的保护之余,更为关注刑罚对人权的保障。重刑并不必然降低犯罪的发生率,因此,轻缓刑罚观已成为当前国际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所广为接受的新刑罚观。我国刑法对此应适当借鉴,尽快树立轻重兼顾、以轻为主的刑罚观。     

“东方主义”的另一种解读——艺术的东方主义

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w.Said)于20世纪末阐发的东方主义理论作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理论之一引发了东西方学者的共鸣,因而风靡世界。在这一理论热潮的背景下,不免会出现套用或者误用的嫌疑,生搬硬套地阐释某一具体文本或作家的现象;或者出现以偏概全,完全被东方主义理论而障目,不见更丰富的文本含义等现象。为此,有必要阐明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的缘起,从而明确"东方主义"理论具体的使用语境;通过对西方唯美主义思潮中表现出来的"日本风"等文学文化现象的解析,从另一个角度来阐释"东方主义"的丰富内涵;对唯美主义者追求的东方艺术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为同行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唯美主义乃至东方主义。     

妇女面临着婚姻家庭观念变化的挑战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婚姻家庭生活的历史性变化,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主要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