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隔离法律适用

隔离作为一种“古老”的防控措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诸如新冠肺炎战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隔离适用表现出一定的法律风险,合理运用比例原则、平等原则、信息公开原则和隐私权利保护原则,可以弥补隔离措施在授权实施主体、实施对象、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等方面的结构性缺失,调适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的张力,可以促进实务部门在疫情管控中合法、合理地适用隔离措施。     

九一一事件前美国情报界未能进行"适应性变革"的原因探析

九一一事件前,美国情报界和有关决策人士已经意识到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对美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并认识到情报界为应对这种威胁必须进行变革。但九一一事件前的美国情报界没能与敌俱变。文章认为,尽管有关各方就变革的必要性和措施有共识,但情报界在组织结构、工作重点的确定、人力情报能力,以及人事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仍未得到矫正,这是美国情报界在九一一事件前未能进行“适应性变革”的主要原因。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公共外交

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让公共外交在美国对外政策议程中的重要性被再次凸现出来。在推行对印尼的公共外交时,美国既重视短期目标与长期效果的统一,也注意到传统外交与公共外交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美国加强对印尼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的公共外交,首先是出于九一一事件之后国际反恐的需要,意在消解印尼民众的反美情绪,尽可能降低极端主义和激进穆斯林的影响,改善美国的形象;但随着亚太地区形势的变化,美国对印尼的公共外交又被注入更多的地缘政治因素。由于存在各种复杂因素,评判美国对印尼的公共外交时,既要重视其对短期内改善美国形象所发挥的作用,更要关注其长期效果,特别是对形成印尼精英层稳定的美国观所发挥的作用。同时,还应注意传统外交与公共外交的相互作用。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探析

市场经济的建设呼唤着民主进程的加速推进,它一方面唤醒了民众的主体维权意识,另一方面过渡膨胀的主体意识,又诱发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转型期社会中,为了有效控制群体性交发事件发生：一要保持畅通的公力救济渠道;二要坚持社会公平的制度取向,防止贫富差别日益扩大;三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四要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     

刑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及限度 ——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等是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常见罪名,但是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要特别慎重,把握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的限度。在刑法应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犯罪行为,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性,有必要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从刑法的基本价值、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限定,确保公平、正义、合理适用刑法,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的路线,确保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保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区韧性影响因素模型研究

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区韧性的强弱对于稳定社区居民情绪、维持社区生产生活、加强风险应对能力等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社区韧性理论,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来自湖北、四川以及重庆等地的46个社区47份深入访谈一手数据以及新闻稿件、人物采访影像、电视纪录片等媒体资料的112份二手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构建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区韧性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社区韧性影响因素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来自于社区系统主体层面的管理创新能力、组织再造水平、信息治理能力、“变革”领导力、自治能力、政策执行力、志愿参与水平以及居民自主适应能力等;第二类是社区系统内部环境层面的共识渗透率,包括防控规范、协作氛围以及共同体文化等;第三类是社区外部环境层面的人力、资金、物资以及知识输入等。     

地方党政干部危机应变能力探析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地方工作也是如此。随着世界时局的变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地方党政干部在工作中面临的复杂情况越来越多,直接影响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基层的和谐稳定,已经成为目前社会最关注的焦点。作为地方党政干部,承担着保一方平安的重任,必须具有较强的危机应变能力,才能从容应对危机事件的发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探索与启示——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

2020年上半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国基层社区的首要工作。采用“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考察突发公共事件下我国城市基层社区的治理状态,认为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是社区治理的主导力量;基层行政组织是资源配置和权力行使的核心;社区组织是社区治理的主要力量;其他社会主体(企业、社会组织、居民)从消极回应到积极参与,是我国防疫时期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基本形态。应从加强党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加快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能转变;提升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治理能力;深化其他社会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程度方面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社区治理模式。     

突发公共事件中敏感个人信息的保护研究——冲突、困境和对策

《个人信息保护法》针对敏感个人信息做了定义和列举,并制定了相应的处理规则。但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公共利益优先的前提下,敏感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如何进一步规范,如何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等权益不受侵害,则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和制度,落实知情同意规则,提高相关人员的法律意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