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负担规则与合同解除制度的竞合

风险负担规则具有在因标的物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合同予以解除的功效,这与合同解除制度出现了竞合。目前关于风险负担规则与合同解除制度竞合的理论研究滞后、立法缺失,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两者适用上的混乱。特别是在结果上,同质异判,差异较大。对于因标的物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是依据风险负担规则来分配给付和对待给付风险,还是依据合同解除制度进行清算,目前主要有一元论与并存论两种争论。一元论主张设立合同解除制度,废除风险负担规则;并存论主张建立合同解除制度与风险负担规则并存的二元体系。从目的价值、功能作用、因应性、比较法上来分析,并存论优于一元论。在并存模式下,应该采取法律效果进路,理顺合同违约形态的风险分配规则;以合同解除制度为原则,以风险负担规则为特殊,从根本上避免两者竞合。在司法实践中,可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赋予当事人选择权;视情否定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适当限制解除权行使期限;司法衡平等方面应对两者竞合时的冲突问题。     

试用超期，辞职时可否主张赔偿？

小保：2007年春节过后．我应聘到某公司工作，当时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是：从即日起（2007年2月10日），到2010年12月31日止。其中，试用期为6个月（后来我才得知，劳动合同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试用期工资为每月1100元，转正后工资为每月2000元。     

江西法院判决首例 “小产权房”案买卖合同无效

这是一起因买卖小产权房而发生法律纠纷的典型案例。引发争议的房子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桃花镇群力新村27号,所有人是陈某夫妇,面积达253平方     

充分发挥公证法律诚信媒介平台对民间借贷活动的规范和调整作用——北京市民间借贷公证业务研讨会研讨纪实

正近年来,伴随着民间借贷市场的活跃、民间借贷公证需求的增长,民间借贷公证的办理争议也一直在持续。2014年5月,北京市公证协会经济公证业务委员会组织近几年北京市办理民间借贷公证较多的方圆、方正、中信、东方等四家公证处召开了民间借贷公证研讨会,会上十位公证员围绕新时期民间借贷活动的规律和特点、民间借贷公证的风险和防范等几个主题先后进行了观点论述,剖析了民间借贷公证的特质并介绍了相关办证经验,现将公证员的发言归纳介绍如下:     

不安抗辩权刍议

不安抗辫权是大陆法系国家在合同法律关系中，为贯彻公平原则，对期前履约危险进行平衡而设立的救济制度。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大多数双务合同的履行都不是同时进行的，双方当事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往往不一致。因此，如何保护先履行当事人的利益是法律必须考虑的。世界各国的合同法都规定了不安抗辨权作为保护手段。只有不断完善不安抗辩制度，才能使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更具有可操作性，才能充分发挥不安抗辩权的作用，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招商不言商,锦屏上演“凤求凰”

2011年5月5日上午,锦屏县鼎吉酒店七楼会议室内,一场招商投资洽谈会正在举行。热烈的气氛中,广东省云浮市石材商会和锦屏县人民政府双方代表在投资合同上签字。短短几分钟的签约仪式背后,演绎的是一个生动曲折的＂凤求凰＂故事。2009年8月,由县委书记陈英华带队的招商引资团赶赴广东省,与格尼国际咨询公司就工业发展道路进行洽谈。10月,以该公司副总裁罗耀新为首的一行人来到锦屏,对这里的工业发展情况进行考察、规划。     

如何打赢租房“战争”

据《华夏时报》2013年10月19日报道，住房租金北京连续上涨52个月，广州连涨48个月，深圳连涨51个月。随着租金不断上涨，以及年底租房高峰期即将来临，有关房东、二房东、中介和租客的矛盾纠纷的新闻也随之大量出现在报端，有一本书叫《租房战争》将这些纠纷形象生动地描述为“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和非房主本人签订租房合同风险最大。笔者在此介绍实务中遇到的一些常见案例，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和探讨，给租客们提出建议。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

正鉴定原则:独立、公正、客观、高效服务宗旨:崇尚法治尊重科学客观公正探真求实严谨规范及时可靠廉洁自律诚信敬业中心依托电子科学技术情振研究所丰富的技术法律专家资源,基于几十年从事科学技术情报研究和知识产权工作的经验,秉承独立、公正、科学、     

公私利益的平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公法救济模式之构建

司法实践中,私法处理模式处理因忽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本身的行政性,引发诸多问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兼具公法和私法特性,属于行政合同,基于公私利益平衡的考量,应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整体纳入行政诉讼程序审理,选择公法救济模式,构建契合此类纠纷特点的司法规则。     

从船员雇用方式的变化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有关船员规定的修改

中国在涉及船员的立法方面比较原则，有关配套规章多涉及管理性的规定，此种立法局面不利于对船员权利的保护。完善相关的立法可考虑从两个层面入手，在民商法层面，应当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船员一章，增设船员劳务合同的内容；在单行法层面，应加快制定专门的船员法，将《中国船员集体协议》的内容上升为法律，以便适应新的海运开放形势，在当前船员外派日益增多的环境下保障船员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