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的合法性及其效力

目前司法实践在对跨境网络犯罪的侦查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传统刑事司法协助以外的非正式电子取证手段,但学界对此却一直存在着认为非正式电子取证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以及其所获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也存在疑问的攻诘。传统的正式刑事司法协作难以应对新型跨境网络犯罪,数据主权与打击犯罪的利益衡平与我国证据立法的空间表明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应当具有合法性。在此基础之上,对跨境非正式电子取证所获电子证据的效力认定,应当遵从证据能力到证明力的阶层化思路,在证据能力认定中重点考察是否存在《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从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证明力认定中重视境外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与证据补强来弥补最佳证据规则和瑕疵证据规则。     

郑重声明

据读者举报,个别网站未经许可假借《电子知识产权》编辑部的名义征稿,并向作者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费用,严重影响了《电子知识产权》期刊声誉,编辑部已向有关部门投诉违法网站及其经营者。     

远程办公强度对企业员工知识共享意愿的影响机制探究 ——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飞速迭代和疫情不断反复的今天,线上远程办公让组织更具灵活性和竞争力,但日益先进的远程办公技术和设备能否给组织内部带来更多的知识流动和共享仍有待验证.为打开员工远程办公和知识共享关系的"黑箱",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分别引入员工工作重塑和电子领导力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提出远程办公强度和知识共享意愿之间关系的假设,基于收集得到的315份问卷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远程办公强度负向影响员工知识共享意愿;趋近性和回避性工作重塑分别在远程办公强度和知识共享意愿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电子领导力同时负向调节远程办公强度和趋近性、回避性工作重塑间的关系.     

“多维度”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阵地作用,"多维度"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动员,有效凝聚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舆论宣传提高"广度"。充分利用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组织志愿者通过宣传栏、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横幅、一封信、警示标牌、大喇叭广播、流动音响、入户宣传、政务新媒体、微信群等多种形式广泛进行宣传,打通线上线下宣传动员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营造浓厚宣传氛围,构建疫情宣传防控网。     

武夷山:心系群众出行安全

2014年12月,武夷山城区温岭街、水东街、西林街等容易堵车的主要街道,都安装了高清摄像球机,只要电子监控到拥堵路况,交通巡逻组便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疏导。在温岭街做了十几年水果批发生意的李先生说:"这里的交通有序多了,不像以前一样常常堵车,也能时常看到值勤的民警。"交通安全关系着千家万户,2014年,武夷山市人大常委会将履职"镜头"对准安全出行、打造"平安     

运用类案思维实现法治体检精准化

类案思维与民营企业法治体检的精准化高度契合。律师可以帮助企业从类案中选择交易模式、提炼交易规则、预知经营风险、挖掘管理漏洞、评估诉讼风险。律师可以针对体检企业及其合作企业、以及这两类企业的类似企业开展类案检索,在对类案展开分析时需要区分案例的效力层级。法治体检中类案检索应用的方式包括通过类案宣传开展风险警示教育、向企业提供决策分析、向国家机关提供意见建议等。     

境外电子数据的取得与运用——基于第67号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展开

境外电子数据的取得与运用是有效打击跨境网络犯罪的关键环节。第67号检察指导性案例展现了境外电子数据与境内电子数据在证据取得、移送、保管、审查运用上的差异,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境外电子数据运用上的基本立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也是最高检察机关首次以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对境外电子数据取得与运用问题作出回应,体现出刑事证据法从一元到二元（国内证据、境外证据）的分化发展,以及境外传统类型证据与境外电子数据在运用规则上的再次分化。     

互联网金融视域下的类资产证券化:交易模式、金融异化与监管逻辑

为了规避监管或监管套利,互联网金融的类资产证券化创设了新的交易模式与法律结构:债权拆分流转、信托受益权拆分流转和资产收益权拆分流转。这突破传统的法律权利类型与法律边界,改变了传统的公募、私募监管逻辑,相关法律规制面临冲击和重构。对实质开展互联网资管业务的非金融类机构监管等领域的法律滞后与模糊,造成事实上的监管真空,引发金融乱象。金融监管应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原则,强化穿透式监管,厘清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法律边界,推进央地监管分工的法治化、体系化,消除监管空白,避免泛化式、运动式监管。     

“双和解”:对共同体理念的哲学思考

马恩始终将自然史和人类史进行结合研究。“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与“人类本身的和解”的“双和解”理念包含深刻的共同体哲学意蕴:就建立人同自然和解的生命共同体而言,人类应遵循规律,确立自然是人类无机身体的意识、人类需要的边界意识以及“生态理性”意识;就建立人与人和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人类需要充分理解群体存在与群体意识、个体存在与个体意识、类存在与共同体意识,在个体发展方面强化类意识,在类发展方面强化共同体意识;从“天人合一”到“生命共同体”和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彰显了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而全球化时代,这一中国智慧可以为人类携手共建全球治理新秩序提供具有终极意义的思想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