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企业创新机制与防范外包风险策略研究

随着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浪潮的到来,以服务外包和高科技、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及研发环节转移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兴起,共享信息和合作研发的需求越来越大。针对服务外包的风险进行分析,对服务外包市场的促进及供求双方都具有特别意义。表现在:一方面,服务外包的需求方可以强化管理层的风险意识,指导企业信息技术资源外包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尽快缩小与国外先进企业在软件服务外包管理方面的差距。另一方面,服务外包的提供方可以站在需求方的角度,重视风险分析与控制,从而规范自身的服务,配合服务购买方的需求,双方共同建立起双赢的合作关系。     

国际视线

德国疫情源定芽苗菜 德国国家疾病预防和控制机构6月10日确认,德国本土出产的芽苗菜是这一轮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源头。确定“毒源”后。西红柿、黄瓜、生菜等蔬菜有望摘掉“生食禁令”的帽子,但豆芽等芽苗菜仍受禁令限制,不得生吃。     

秋季养生有讲究

穿衣:适当地"冻一冻"我国自古流传"春捂秋冻"的养生保健谚语。立秋之后,温差逐渐加大,一定要注意增减衣服,并适当地"冻一冻"。但"秋冻"并不是说冷了也不多加衣,而是指以感觉凉而不寒为宜,要以身体的接受为限度。同时,老年人、孩子和体质虚弱者仍要注意保暖。饮食:别急着"贴秋膘"民间素有立秋"贴秋膘"的习俗,但经过一夏的高温闷热,脾胃尚未恢复正常功能,此时如果突然大量进     

失败的法律控制——对我国禁毒经验事实的反思

我国高度重视禁毒法制建设,业已形成以刑事法律为主、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相配套的禁毒法律体系,以从严惩处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宏观层面的国家毒品法律规制的法律秩序应该是禁种、禁制、禁贩、禁吸之四禁。禁毒的经验事实充分表明,严厉的毒品法律规制对微观层面的毒品秩序正面作用有限,负面作用却凸显,且催生出一系列社会性恶果,带来一些或大或小的社会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毒品     

从保密到安全: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

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了自然人有请求信息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但这并不等于承认数据生命周期的最后环节是“删除”,因为“删除权”是“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基础丧失”的必然结果,而“数据销毁”才是“数据归于消灭”的处理流程末端。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基础在于信息保密方式的扩张,即从维持信息保密状态转向维持数据安全风险的可控性。在数据安全风险评估过程中,倘若义务主体无法保障暂时不使用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处于安全状态,则应当采取适当的数据销毁范式降低数据泄露或非法复原的安全风险。在未来立法活动中,我国应当明确数据销毁义务的义务主体、销毁方式和销毁范围等具体制度内容,完成数据安全立法的“最后闭环”。     

控烟为何这么难

据2011年1月中国疾控中心等部门联合发布的评估报告《控烟与中国未来》显示,虽然我国于2003年11月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1月正式生效后就开始控制吸烟,但5年来成效微弱,吸烟率居高不下,控烟履约绩效得分偏低,与公约要求差距巨大。目前,全国尚有3.56亿烟民,与2002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化,遭受二手烟危害的人群更是高达7.38亿。     

谁将孩子推向危险境地--关于儿童意外伤害的法律解读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世界预防儿童伤害报告》显示，全球每天有2000多名儿童死于非故意或意外伤害，或留下终生残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强生制药发布的《儿童伤害预防倡导》表明，中国0～14岁儿童中，伤害是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每年有近5万名0～14岁儿童因伤害死亡，每天有近150名儿童因伤害死亡，在家中发生的伤害占44.5%；《北京市伤害调查--北京儿童意外伤害报告》统计，在北京，每天有139名儿童受到伤害。意外伤害已成为北京市儿童死亡和伤残的首要原因，平均每天有1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致残或致死……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1条对我国烟草制品包装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在世界卫生组织主持下通过的第一份国际条约,第11条对烟草制品包装和标签作出详尽而严格的规定.为了履行公约义务,我国对现有相关立法进行调整和完善,通过制定《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等国内法,总体达到《公约》的要求.我国烟草行业要将“做精做强”作为应对《公约》的最根本的措施,积极应对挑战,在挑战中求发展.     

论洗钱犯罪

洗钱，旨在试图掩饰犯罪所得的来源，既是一种古老的行为，又是一种新型犯罪。全球反洗钱制度形成于1990年，是一种以责成金融机构和相关专业人士对所掌握资金的来源和运用进行调查，以此破获案件和抓捕罪犯的新尝试。虽然有些罪犯确实需要洗钱者的服务，但很多犯罪所得并未被“清洗”，而是用于罪犯的正常生活开销。提供洗钱服务的市场没有规律而且大相径庭，这为评估洗钱市场运作以及反洗钱的有效进行带来许多困难。洗钱行为是随反洗钱系统的发展而改变的。反洗钱在某些案件中的影响只不过是给罪犯带来某些不便，而并未对其产生真正的威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