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侯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近年来,闽侯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作为全县产品质量、计量、标准化、认证认可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的主管部门,积极履行综合管理和行政执法两大职能,取得良好成效;     

关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思考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及明清时期。由于古代监察制度本身的缺陷加之受“人治”的影响,尽管它在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封建统治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其历史局限性在所难免。借鉴古代监察制度的经验,当今我国监察制度建设,必须保证监察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和较高的权威性;重视监察立法,健全监察的法律法规;严格选拔和考核监察官,不断完善监察职能。     

浮山县纪委:创新效能监察方式实施全程电子监察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提升工作效能,创优政务环境,浮山县纪委监察局在汲取各地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县域实际,创新工作思路,积极探索,量身研发了浮山县行政效能电子监察系统。     

秦朝:监察制度

秦朝:监察制度秦王朝实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中央政府随时任免,郡守县令则对君主完全负责。秦监察机构的一般官员为御史。他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朝廷内负责日常的监察工作,另一部分常驻地方郡一级政府,实施对地方     

发挥监察信访作用 提高监督监察的有效性

企业监察信访是纪检监察业务中的第一道程序,是纪检监察部门监督执纪的一项基础工作,其主要作用有四个方面：一是联系沟通作用,二是信息反馈作用,三是监督保障作用．四是协调疏导作用。特别是操作性较强的监督保障作用．在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促进、维护企业健康发展的监督平台。     

监察体制改革下受贿罪主体身份认定的思考

监察体制改革实现了监察对象的全覆盖,刑法作为所有法律部门的保障法,应当与监察法实现对接。在受贿罪主体问题上,“公务说”与“身份说”的纠缠表明“身份说”并非完全不具备合理性,也说明作为理论通说的“公务说”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借鉴监察法对监察对象的规定思路,采取“身份+公权”的模式,对受贿罪的主体体系进行重构,既可以充分发挥身份对公权力的表征作用,获得受贿罪主体认定的明确性;又可以界定出受贿罪主体的核心特征,从而为堵住新型受贿与变相受贿的惩罚漏洞发挥功用。     

“处分”概念的三次分离及其统一

“处分”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纪律处分体系的“元概念”,应具有独立性和一致性等品性。“处分”概念的独立,经历了三次分离,其中前两次发生在纪律体系外。1997年我国《刑法》用“刑事处罚”替代了“刑事处分”,“处分”首先从“刑事”中分离出来。在行政监察时期,行政与监察的“行政性”使得“处分”与“行政”长期纠缠在一起。2005年《公务员法》以编制为标准定义“公务员”后,“处分”才摆脱开“行政”的束缚,成为一个独立的纪律性概念。国家监察体制确立后,广义的“处分”概念依然驻留在《公务员法》中。升级为“国家性”的监察机关创造性地独享了“政务处分”一词。“处分”概念的内在分离必须解决其原体制下的广义困境。“纪律处分”一词是解决“处分”概念一致性的简约方案。     

对公车私用“零容忍”

2013年5月3日《中国纪检监察报》陈满四的文章,文中指出曾几何时,有些地方,有个别领导干部,荣归故里用公车,探亲访友用公车,接送子女用公车,吃喝玩乐用公车,扫墓祭拜用公车……种种公车私用现象,不一而足。仿佛只有用了公家的车,众人才能“羡慕嫉妒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公车私用,司空见惯。     

中国历史上的巡视

从历史上看,巡视制度发轫于西汉,成熟于唐、明。汉武帝时,把全国划分为13部,每部设立一名刺史,共13个刺史。刺史的工作方法是＂乘传周流＂（＂传＂指公家驿站的马车;＂周流＂意为到处巡视）。唐代中央下去巡视的官员,由监察部门的监察御史担任。唐高宗时担任过这一职务的韦思谦很有体会地说：＂御史出使,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     

职务犯罪审查逮捕机制运行现状及未来路径

以2014年至2016年安徽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审查逮捕为样本,研判职务犯罪审查逮捕"上提一级"改革在保证审查逮捕案件质量、强化上下层级监督以及执法规范方面取得的成效,并阐明此项改革还存在对逮捕条件把握不严、监督渠道不畅以及诉讼化程度不够的问题。监察委员会成立后,职务犯罪审查逮捕面临着一系列的调整,在未来路径方面,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审查逮捕权有其合理性及现实基础,检察机关要建立与监察委员会衔接协调的职务犯罪审查逮捕机制,进一步推进职务犯罪审查逮捕诉讼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