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两法衔接的若干反思

《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问题,是此次新修《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内容。对于此问题的认识,应当首先肯定其中两法衔接内容在及时性、实用性以及未来修法的指导性等方面的进步意义。但与此同时也不应忽视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即两法衔接在立法理念上可能稍显配合有余、制约不足;在立法技术上稍显构建框架性有余、面向精细化不足。具体而言,存在立法的不协调、不一致及立法中的相对缺失等问题。因此,在今后的立法中,应该更加强调双向衔接,重新构建强制措施衔接机制,更加强调检察机关的制约作用,明确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内容以及逐步建立律师在调查问题中的参与机制。     

基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研究——在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

监察体制改革是当前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的建设的创新之措。当前基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关乎纪检监察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决定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执纪问责的实效。基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面临转隶融合的新形势,存在种种问题。干部转隶和深度融合是基层纪检监察干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当前,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应以思想融合为突破口,以专业理念为思路,创新干部管理机制,加强专业培训和学习,构建制度规范激活干部管理机制,全方位细化监督机制确保监督执纪问责的政治性。     

我国监察官制度构建的展望——瑞典监察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监察法》第十四条明确我国实行监察官制度。构建中国监察官制度是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可借鉴瑞典监察制度实践中关于监察官选任资格、组织分工、履职效能、职业保障等方面的有益经验,立足国情,从健全法律制度体系,加强人员综合能力建设,注重德法兼修,健全队伍组织体系,完善履职保障等多方面促进中国特色监察官制度的构建。     

监察体制改革中的监察留置措施问题探讨

监察体制改革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下反腐控权的重要举措,其中监察留置措施作为监察机关限制被调查人人身自由的唯一手段,是监察体制改革的关键部分。然而,监察留置的实践中存在着适用条件界定不易、执行程序较为粗疏、批准和决定程序设置的合理性存疑以及对律师的帮助权规定不明确等诸多问题。对此,应在理论上对立法中留置措施的概念及内涵进一步剖析,明晰留置权的性质。在法律机制上应具体明确留置措施的适用条件、将正当程序原则贯穿于留置措施的适用过程、完善监督权及律师帮助权以充分保障被调查人的基本权利,同时在申诉方式、国家赔偿上为被调查人提供救济渠道。     

有效防治腐败的思考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从源头上有效防治腐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防治腐败,其实质在于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治病于未发,从源头上确保党的肌体健康。积极探索防治腐败     

新加坡廉政监察及对中国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廉政风暴收效甚巨,腐败发展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惩治腐败的有效性。面对反腐败深水期的新挑战,如何构建廉洁政治升华后的廉能政治值得思考。新加坡健全的公务员制度、严格的监督制度和全面的廉政教育对中国的廉能政治建设当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进一步加快西青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我们要深刻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重大意义,始终坚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不断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为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供有力保证。一、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一点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新案点击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财政部资产管理司副司长赖永添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委员、执行局原局长孟祥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又见水清岸绿--全省6个地级市49个黑臭水体治理全面完成

盈盈一水,婉转萦回,清波碧浪,涤荡人心。城市的母亲河,一向与百姓的幸福生活息息相关。日前,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贵州省6个地级城市建成区内纳入国家监察系统的49个黑臭水体全面整治完成。治理攻坚打好基础与我国大多数省份类似,因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数量激增,城市建成区河道管理保护新老问题交织,水体污染黑臭现象日益突出,贵州也不例外。     

职务犯罪审查逮捕机制运行现状及未来路径

以2014年至2016年安徽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审查逮捕为样本,研判职务犯罪审查逮捕"上提一级"改革在保证审查逮捕案件质量、强化上下层级监督以及执法规范方面取得的成效,并阐明此项改革还存在对逮捕条件把握不严、监督渠道不畅以及诉讼化程度不够的问题。监察委员会成立后,职务犯罪审查逮捕面临着一系列的调整,在未来路径方面,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审查逮捕权有其合理性及现实基础,检察机关要建立与监察委员会衔接协调的职务犯罪审查逮捕机制,进一步推进职务犯罪审查逮捕诉讼化。